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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太人到达以后并没有经过筛选，因为纳粹打算把他们用作“宣传”目的：他们被要求给家人貨明信片，谈谈这里的待遇有多好，以便破除奥斯维辛是个灭绝营的传言。

对希特勒的归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因为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发生了人道灾难，以“不知情”“不直接过问”“下面的人办坏了事”这类借口来为最高领导人开脱责任，都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证据表明，11号楼发生的死亡远非“瞬间结束”，但对奥斯维辛的纳粹分子来说，使用齐克隆B显然大大减轻了屠杀过程带来的痛苦，屠杀者不用再在行刑过程中注视受害人的眼睛。霍斯写道，这种新的屠杀方法出现让他“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可以“不再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然而他错了，真正的血洗才刚刚开始。

雅内克说：“他是个犹太人，把他带走吧。”他跟我道别时说的话我到现在都不愿意再复述一遍…他说：“再见了，托伊。下次见面时你就在肥皂店的架子上了。”他就是这么跟我道别的，因为有传言说纳粹会用人体做肥皂。”托伊怔怔地站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朋友就这样出卖了他。“（我）很害帕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当你还年轻，还只有十五岁的时候……你望着绿树，望着鲜花，你想活下去。”

他们称她为“祖国的叛徒”。因任由德国人将自己抓捕这一“罪名”，她被判处在古拉格关押6年，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苏联红军强奸集中营犯人的做法无疑已经非常恶劣，而他们“解放”集中营时给自己的同胞带去的，则是另一种特殊性质的折磨。斯大林曾说过，被德国人扣押的没有苏联战俘，只有“祖国的叛徒”。当红军部队到达波兰南部的集中营时，这种态度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

希莱姆之所以有信心要求手下在19422年底之前完成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是因为他知道三个新的灭绝营已经在波兰的森林里建成，他们很少为公众所知。。。如今，人们大谈特谈的只有奥斯维辛，这其实非常讽刺，因为让三个灭绝营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正式纳粹的愿望。。。奥斯维辛作为集中营，纳粹从来不曾打算向公众隐瞒这类营地的存在。。。纳粹撤离奥斯维辛时只炸毁了毒气室

超过100万名苏联士兵像他这样被囚禁了两次——一次被德国人，一次被自己国家的同胞。

在纳粹屠犹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而那些从法国运来的犹太儿，他们的故事尤其令人心痛，其中最揪心的，当属孩子与父母生离死别的那一幕：不仅是那骇人的暴力场景一一在博恩拉罗朗德等集中营，孩子们从母亲的怀抱中被生生拽走；甚至，有一些家长不得不违背天性，遗弃自的孩子来期待他们能够幸存，正如在最开始的围捕中让儿子逃跑的母亲所做的那样。由此造成的情感创伤肯定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对明斯克屠杀留下心理创伤的不仅仅有这位长官，同样目睹屠杀过程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巴赫一泽勒维斯基对希姆菜说：“这还只是区区一百人…看看这个分队士兵的眼睛，有多惊恐！这些人下半辈子都完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追随者？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野蛮人！”后来，巴赫一泽勒维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眼前一再出现他所参与的行刑场景“幻象”。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在比克瑙以及附近的维斯瓦河就是一百多万人的最终归宿。这一百多万人的证词我们永远无从聆听。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