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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以前，《泰晤士报》驻香港的记者这样写道：俄国人在广州有两支军队：其中一支是由蒋介石率领的部队，另一支就是受过军事训练的罢工工人。……罢工工人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真正的政府。……他们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他们在大街上拷打囚犯，警察对此束手无策。他们越过香港边界，袭击村庄，并且狙击香港警察。

像“小苏州”（这个商店跟着政府从汉口来到了重庆）这样的商店里塞满了各种好吃的食品、玩具、艺术品，尽管价格很贵。其他的店主们则大胆地挑战命运，将他们的货物全部摆在露天里售卖，就连瓷器这样的易碎品也不例外，并且以真正中国式的沉着冷静来做生意。

然而，人口稠密，因垃圾、污水、陈腐的焚香、敌机炸落的潮湿灰泥而散发出臭气的贫民区正在被重新改造成宽阔的大马路，甚至还有一些七层的高楼大厦突破了重庆的天际线。

两年来重庆虽然大部分建筑都变成了废墟，但是重庆人的生活还是一切照旧，而且还是以一种东方人特有的与世无争态度，颇有点哲学家的风度。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年轻学员们在这场抗日战争中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不仅从外国军事专家，而且也从中国民众那儿赢得了钦佩和尊敬。旧式军队与新军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新军的官兵不仅不骚扰平民，而且还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

然而有一种武器是中国人全力运用，并且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这就是“焦土”策略，这个说法最早还是来自中国。其他的好战国家曾经实行过这种政策，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执行得这么彻底。

中国军队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军官们的高昂士气和精神。

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抵制英、美、日产品的省港大罢工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了，极大地破坏了香港的贸易。

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汉口于12月4日举行了一场总罢工。珀西瓦尔·菲利普斯爵士于12月6日发表在《每日邮报》上的一则报道中，将广州赤色分子的做法归咎于苏联人的领导和宣传。“在汉口的欧洲人，”他写道，“正急切盼望着食品供应的到来。……肉类品是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送进街垒后面的租界的。”

它们潮湿、闷热、漆黑、拥挤，是一个沉默但有呼吸的人类坟墓。但它们却是非常的安全。就连医院在空袭期间也会搬到防空洞里来。

第一种反驳—关于玛丽·贝丝·怀特海的同意是否真正地出于自愿—引发了一个与条件有关问题，即人们在哪些条件下做出选择。它认为只有当我们并没有被过分地压迫（如对金钱的需要），并且我们合理地、完整地掌握了备选项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