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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火车站大多破旧不堪，让人绝望。人们席地而卧，身下铺着摊开的报纸。候车厅就是一个个苦难区域，酒气熏天，烟气刺鼻。但库尔斯基火车站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建，被改造成一座标志性建筑，远非各个苦难区域所能相比。它是一种制度的纪念碑，这种制度喜欢生硬而有形的自我庆祝。这样的庆祝遍布苏联各地，透着意识形态，带着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庆祝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令奈舒尔深感气愤的是此种疲弱明显地体现在统计数据的遮遮掩掩上。实际上，用于公开发表的统计年鉴、文章和其他材料全都经过权威部门的擦洗和更改，以消除所有的负面信息。[10]多数西欧国家的预期寿命持续增加，而在苏联的停滞岁月，该数据维持不变，这反倒成了苏联体制遭遇麻烦的信号。领导们怎么办？他们将预期寿命数据列为头等机密。人口学家们被要求以“理论模型”为准，不允许接触真实的人口数据。

在很多受压制的国家里，国家的软弱、腐败和独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法律实施不力或不存在的话，每个人都可能会被指责为罪犯。这极大加强了任意迫害的权力，统治者可以随意决定抓谁、惩罚谁。

合作社的要价远高于旧有的国营商店，从而引发部分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早已习惯这个理所当然地给大家免费提供一切所需的家长制国家，并将私营企业统统视为无良的“投机行为”。

古拉格（gulag）是苏联政府负责管理劳改营的机构“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建立于1930年。1960年苏联内务部正式关闭古拉格系统。1973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将该词传入西方，此后专指苏联劳改营和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

极度通货膨胀破坏了经济稳定，让人们把手中的积蓄都花光了。这是残酷的、非同寻常的惩罚。一个科学家在苏联时期的工资是每月200卢布，眼睁睁地看着一生的积蓄缩水到只能买一片面包。但对那些大胆狡猾的生意人来说，通货膨胀的大浪给他们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财机会。它预示着一个轻松赚钱的狂乱时代到来了。这种诱惑对那些有关系的人来说尤为强烈。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