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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火车站大多破旧不堪，让人绝望。人们席地而卧，身下铺着摊开的报纸。候车厅就是一个个苦难区域，酒气熏天，烟气刺鼻。但库尔斯基火车站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建，被改造成一座标志性建筑，远非各个苦难区域所能相比。它是一种制度的纪念碑，这种制度喜欢生硬而有形的自我庆祝。这样的庆祝遍布苏联各地，透着意识形态，带着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庆祝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令奈舒尔深感气愤的是此种疲弱明显地体现在统计数据的遮遮掩掩上。实际上，用于公开发表的统计年鉴、文章和其他材料全都经过权威部门的擦洗和更改，以消除所有的负面信息。[10]多数西欧国家的预期寿命持续增加，而在苏联的停滞岁月，该数据维持不变，这反倒成了苏联体制遭遇麻烦的信号。领导们怎么办？他们将预期寿命数据列为头等机密。人口学家们被要求以“理论模型”为准，不允许接触真实的人口数据。

在很多受压制的国家里，国家的软弱、腐败和独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法律实施不力或不存在的话，每个人都可能会被指责为罪犯。这极大加强了任意迫害的权力，统治者可以随意决定抓谁、惩罚谁。

古辛斯基在图拉是幸运的，当局允许他上演个别地方与苏联宣传基调不相符的剧目。而且，古辛斯基还加上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包括结尾处强烈反对独裁主义的十四行诗。“这不是反对苏联政权，而是人的反叛，是一个艺术家对任何权力的反叛，”古辛斯基说，“也不是反苏，只是他们都疯了，所有的狗屁苏联政权，所有的共产党员——他们以为，任何超出某些规定范围的斗争都是冲着他们来的。”

合作社的要价远高于旧有的国营商店，从而引发部分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早已习惯这个理所当然地给大家免费提供一切所需的家长制国家，并将私营企业统统视为无良的“投机行为”。

极度通货膨胀破坏了经济稳定，让人们把手中的积蓄都花光了。这是残酷的、非同寻常的惩罚。一个科学家在苏联时期的工资是每月200卢布，眼睁睁地看着一生的积蓄缩水到只能买一片面包。但对那些大胆狡猾的生意人来说，通货膨胀的大浪给他们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财机会。它预示着一个轻松赚钱的狂乱时代到来了。这种诱惑对那些有关系的人来说尤为强烈。

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