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瓦悠人不吃蛋,认为鸡蛋恶心,他们问:“你难道不知道鸡蛋是从哪里掉出来的?”鸡蛋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孵小鸡的。他们会小心捧来大太阳底下孵了好几个星期的鸡蛋,作为回赠之礼,满足我的病态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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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的环境)极具欺骗性,却常常不可避免地构成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第一印象。旅行手册里充满了有意的误导——不过人们对此喜闻乐见。我们可以不理会手册里那些像甜点一样诱人的图片,机场却是确实存在的,能带来粗糙而真实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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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展开冗长的嘘寒问暖:“你的天空可清朗?”“我的天空很清朗,你的呢?”诸如此类长串如蔓藤的问候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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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说的故事都不一样,提前规划路线是不可能的。它们无法调和以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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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瓦悠人似乎无所事事,没有信仰,没有任何象征性活动。只是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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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瓦悠人总是阴谋设计索讨陈年老债。他们就像下棋高手,可以盘算预想好几步。终极突击是讨回大家都认定无法讨回的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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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快结束时,我被族内老人委以奇特重任,他们听说有女阴割礼这种事,要我解释给他们听。人类学伦理再度面临挑战。一个民族志学者应当担起教师角色,教导研究对象此种多数人都极感恐惧的习俗吗?但是如果接受此种伦理束缚,那么泰半人类学领域恐怕都堪称“不妥”,因为它的多数研究主题都会在优雅的客厅引起一阵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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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厘清后,我发现这位女性报告人非常有用。男人自认是宇宙最终秘密的宝库,必须巧言哄骗,肯才跟我分享。女人却认为己所知讯息毫无价值,可以随意转述给外人听。她们有时顺口提到某个信仰或仪式,全是男人吝惜提及的话题,为我开启全新的探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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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显然发现我啃食扇椰子颇费力,端上一葫芦已经剥了皮的果肉给我。我和马修说,这软多了。“当然,主人”他回说,“她已经帮你嚼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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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新浪漫主义时代里,力守职业伦理的人类学者赫然偏到另一边。今日的状况与卢梭、蒙田时代并无不同,西方人依然利用原始民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声讨自己不喜的社会现象。当代“思想家”不太注意“事实”,也不留心前辈学者的平衡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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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非洲,人们喜欢试炼各种人际关系,直至它们崩盘为止;也有不可抑制的欲望,非要探测人际关系的极限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