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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最能以冷静头脑驾驭热烈感情。而六朝多只有冷静头脑没有热烈感情，所写只是很漂亮的一些话，我们并不能受其感动。

死人若不活在活人心里，是真死了；书若不在人心里活起来，也是死书，那就是陈旧了，成为臭文了，一点效力也没有了。我们读书不是想记住几句话，为谈话时装自己门面。

宗教上不怒是道德。一怒、一校，耗费精神、时间；而一切修养，皆需利用精神、时间。我不相信一个人在怒中能做出什么事来，气来时读书也读不进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是怒，是狠。怒如汽水，冒完沫就完。所以，“犯而不校”看怎么说。匹夫匹妇之勇，是你自己气死，人更痛快。

精神不能脱离物质而独立，物质缺乏能造成人道德之堕落。犯法罪人多为物质缺乏的结果，穷生奸邪，富长良心。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家只做到前三步。前三者是空言，无补；后几句是大言不惭。前三者不失为“自了汉”，后者则成为妄人。《宗门武库》云：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入佛门中来。

三省吾身，任重道远，合起来是苦行。然与禅宗佛门不同，他们是为己的，虽最早释迦亦讲“度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佛门及儒家到后来，路愈来愈窄，只有上半截一—自度、自利，没有下半截一一度他、利他。

愈反省的人，愈易成为胆小、心怯；反之，愈是小心、胆怯的人，愈爱用反省功夫。余意以为：一方面用鞭拷问、鞭打自己灵魂，一方面还要有生活的勇气。能这样的人很少。曾子“三省”，就是自己鞭打自己灵魂。但往往拷打结果，失去生活勇气了。这不行。我要拷打我还要有生活下去的勇气。

文帝感觉锐敏、感情热烈，而理智又非常发达。人欲成一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此三条件必须具备。……抒情诗式的散文是很好的文人的自白，可看出其生活及内心。

古典文学讲格律，而其高处在冲口而出，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亦在其接近口语。凡古典文学而能深入人心、流传众口者，皆近于口语，绝无文字障。此与政治同，要在得民心。“宵寐匪祯,札闼宏庥。”这种文字是自取灭亡，如何能存在？太炎先生主张古典，实等于自杀。本身有文字障，等打破文字障已精疲力尽，何暇顾到内容矣？

治学在思想方面不要因他写得玄妙就相信，许多道理讲来都很平实，在文学方面不要以为艰深便好；简明文字，力量更大，但不是浮浅。文章绕弯子是自文其陋。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