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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已经让中产阶级如此狂躁不安的自由，对于下层阶级来说，已经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在当前的文明状态下，任意使用权利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这些小人物、下层阶级、人类最大多数的和最穷困的阶级，没有他们，就无法重建人类——这些人不在乎自由；他们厌倦了公正，正如俄国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世纪末说的那样。人们想得到的不是议会、自由和权利，人们所要求的是靴子。

卢梭知道，既然自然是一种和谐状态（这是大前提，是几乎整个18世纪思想大的而且含糊的前提），那么，我真正想要的不可能与别人真正想要的发生矛盾。因为善能够真正满足任何人的合理要求；假如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与别人真正想要的东西（换句话说，合乎理性的要求）不一致的话，即两个真正问题的两个正确答案彼此不相吻合；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爱尔维修心里清楚自然教给了他什么。他知道，自然告诉他，人们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的事情仅仅就是追求快乐和回避痛苦，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套功利主义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在世界上最佳意志的武装下，在最纯粹的动机的启发下，反对不公正，反对蒙昧无知，反对专断统治，反对18世纪社会里依然充斥的所有恐怖，直接导致了官僚暴政的最终出现。

利用人得自然习性而无需顾忌这些习性或动机的性质爱尔维修说，“只要人们头脑明智，我不在乎他们是否邪恶......法律会解决一切问题。”那就是对他们本身利益的明智判断。

当然，人的利益并不是自动保持一致的，必须调整他们的利益，这项调整便是立法者的职责。正如爱尔维修所说，一个人的幸福不一定与他人的幸福相关。...这就需要科学家集团的专制主义。

应该怎样组织美好的新社会？当然它不能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人们通常很愚蠢而且经常很邪恶，（之前不还是说人类非善亦非恶的吗？==|||），而且我们都知道，要是我们被公共舆论所左右的话，我们很少能做成什么事，因为人们在黑暗中住得太久，一旦突然出现在阳光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但我想知道的是别的东西：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做，就像我问它的行为的意义，或者它的行为目的。为什么要像这样安排这个世界：桌子不往天上飞，为什么树可以生长，而桌子则不可以？”这几个“为什么”，无法通过描述事物发生过程来回答，甚至也不能通过我借以确定分子的位置和运动的确凿有力的定律来回答。

根据这一原则，人类唯一想得到的就是快乐，人类唯一想避免的就是痛苦。

从强调理性转移到强调意志，产生了如下的自由观念：它是不干涉的观念、不是允许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观念，而是自我表现中的观念，将你自身强加于介质之上的观念，清楚你自己障碍的观念。只有通过征服障碍才能清除障碍：在数学中，通过理解；在物质生活中，通过篡取；在政治中，通过征服。这就是以下观念的核心，这种观念认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是一个获胜的民族，自由即是力量，征服和自由式同一回事。

与18世纪其他一些思想家不同，爱尔维修对于人性并没有太高的评价。他认为人性非善亦非恶，人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和适应力；人是由自然和环境，主要是由教育随心所欲加以塑造的自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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