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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并认识到求助于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才不高兴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地位，集合起来自卫。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

如果谁尚且连自己都不会高高兴兴地充分享受富有人性的生活，那么他就往往会非人性地对待别人。

必须大声地清楚他说出意见——但这仍还可能吗？有许多时候，最简单的和最无分歧的真理，在它能传播出去以前须伪装一下，最人道和最神圣的思想，得象小偷一样戴上假面具和面纱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运出，因为前门有巡捕和当局的雇佣军们看守着。历史一再会重现这样荒谬的情景：煽动一个人或一个信仰去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信仰的反而受到宽容和鼓励；而一切妥协的倾向，所有和平的理想却借口他们危及了一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团体而加以怀疑和镇压。

人生的命运几乎总是不能两全其美：明白道理的人并不是诉诸行动的人，而诉诸行动的人却并不是明白道理的人。

充满人性情怀的人总是过快地迁就姑息，而这恰恰会使那些诉诸暴力的人更容易得逞。

然而，始终是说得清楚透彻的话才会赋予一本书以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躲躲藏藏的思想观念——秘而不宣的思想观念。

不是这一种教义或那一种教义本身是错误的教义，而是用暴力去强迫一个人接受一种他不信仰的信仰，那才始终是错误和罪恶呢。人世间一切不幸都源自这种“对良知的强迫”——源自狭隘的狂热信仰强迫良知的各种企图，这些企图始终是花样一再翻新而且始终嗜血成性。

但是，伸张正义的真话在使自己起到作用以前不断重复，从来说不上是多余。

大凡读过史书传记的人都知道，自从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时代以来，得胜的政治寡头们总是更加严酷。暴君的永恒悲剧就在于，他们总会害怕那些思想独立的人，哪怕这些人已被剥夺了武器，封锁了言论。对手已被打倒，一言不发，但只要他拒绝委身于暴君的佞臣走卒之列，他继续或者也就成了烦恼的源泉。

然而，一个人肉体上的需求绝不亚于思想上的需求，大凡忽视它的人，必会遭到其残酷的报复。我们凡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表达着一个天然的需求，要使各自的自然能力充分运转。每时每刻，血液需要更加自由地循环，心脏需要更加有力地跳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收缩，精液要寻找它自然的终点。如果有谁不停地鼓励自己的理智去压抑这些生命的愿望，和它们的满足抗衡，迟早将面临生命本身的反抗。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