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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杰森-辛德（JasonShinder）写道：“癌症是一个莫大的机会，让你的脸紧贴在你无法逃避的死亡的玻璃上。”

结束了：她穿上衣服，优雅而轻柔的走下桌台，寻找詹姆斯；然后他转向那位外科医生和他的学生们，屈膝行礼——并低声而清晰的请求，如果她有不当的举止，请他们原谅。我们这些学生，全都向孩子一样哭泣着。

没有什么是新发明的；没有什么是外来物。癌症的生活就是机体生活的再现；癌症的存在是我们自身的病理写照。苏珊·桑塔格警告说，不要让疾病背负隐喻的重担。但这并不是隐喻，在癌细胞的分子核心所具有的超活跃性、生存力、好斗性、增殖力以及创造性，都是我们自身的翻版。

事实上，癌症在世界上的崛起是由“双重否定”造成的结果：只有当所有其他的“人类杀手”被消灭了，癌症才成为普遍现象。

克莱尔意识到，乳腺癌要么本质上是一种小范围的局部疾病，用较小的乳房切除术就能治愈；要么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性的疾病，最彻底的手术也无法治愈。

如果说痨病曾经通过病理性地掏空内脏来杀死患者（结核杆菌逐渐地蚀空肺部），那么癌症则是通过让体内充斥太多的细胞，而令患者窒闷而死；其意义恰与痨病的消耗互补，是一种“过度”的变态。癌症是扩张主义者的疾病；它侵入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充满创意；它手段残酷、精明狡诈；它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

癌症是扩张主义者的疾病；它入侵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充满创意；它手段残酷、精明狡诈；它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有时候，它似乎是在教我们要怎样才能生存下来。面对癌症就是面对一个同类物种，这一物种甚至比我们更适于生存。

法伯认识到，这场针对癌症的运动很像一场政治运动：它需要偶像、吉祥物、形象和口号；它既需要广告策略，又需要科研方法。任何疾病，想要提升到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就得进行推销，正像政治运动需要推销一样。一种疾病，要想实现在科学层面的转变，首先需要政治层面的转变。

他发现无论癌细胞总数是多少，在任何情况下，化疗总是杀死固定百分比的细胞……杀死白血病是一个迭代过程，就想把一个庞然大物一分为二，然后再二等分，剩余部分再二等分。

一种疾病如此强力地潜入一个时代的想象力，往往是因为它触动了那种想象力中潜在的焦虑。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如此大规模地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个被性和自由困扰的时代；在西方国家原本就为全球主义和社会接触传染忧心忡忡之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一时间又掀起了对于全球扩散传播的恐慌。每一个时代都将疾病投射在自己的想象中。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