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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目中的那些黄金时代，就像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从远处看是美丽的；要在它们的街道上行走，才能看见麻风病人和死狗。

我提醒自己不要将真理奉为偶像，宁愿给它保留一个更谦卑的名称，那就是准确。

刚刚走上大路，他立即就听见了时代的噪音和喊叫。一群激动的乡下人手拿镰刀和长柄叉在奔跑：一个孤零零的大农庄着火了，纵火人是一个再浸礼派信徒，这些人如今越来越多，在他们对富人和权贵的仇恨中，交织着某种特殊形式的对上帝的爱。泽农倨傲地怜悯这些通灵者，他们从一只腐朽的船跳向另一只正在沉没的船，从一种古老的错乱跳向一种崭新的疯狂。

我需要的工具应有尽有，其中最难得和最珍贵的，是随心所欲地思考和行动的自由。

比这个城堡更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些城堡。在这些石头的城堡之上，重叠着思想的城堡;在木头的房子之上，重叠着见解的房子。在每一座这样的城堡和房子里，生活将疯子禁锢在墙内，却为智者打开出口。

在思想领域，这个泽农身上既打下了经院哲学的印记，同时又反抗它，他处于炼金术颠覆性的活力论与即将贏得未来的机械哲学之间，处于将一个隐蔽的上帝置于万物内部的神秘主义和几乎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无神论之间，处于医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犹太教神派弟子近乎通灵的想象力之间。

刚才在路上碰见的那些人，瞥过一眼之后，随即就被抛进了一团无形的过去之中，加入不断壮大的亡灵的队伍。时间、地点、本质失去了在我们看来是它们之间界限的特性，外形不过是本质被撕碎了的表皮；本质在并非其反面的空无中沥干；时间与永恒不过是同一样东西，就像一股黑色的水在一片恒定不变的黑色水面上流淌。

然而，渐渐地，对他们来说，泽农不再是一个人，一张面孔，一个灵魂，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的人；他变成了一个名字，甚至连名字也不如，只是一张贴在瓶子上的褪色的标签。他们对自己的过去怀有的一些残缺不全、毫无生气的回忆，正在瓶子里慢慢腐烂。他们还在谈论他。实际上，他们已经将他忘记了”

在这些胡言乱语之中，人们看到不止一处对教会显而易见的亵渎之意，除此之外，人们还感觉到一种更加彻底的拒绝，它将一种恶心的滋味留在嘴里。对哲学家本人来说，听人朗读这些故事也如同一次苦涩的反刍。令他极度忧伤的是，由于他描绘了人类可怜的生存状况的荒诞景象，听众们对他的胆大妄为感到愤慨，而不是针对这种处境本身。尽管他们有能力改变其中一小部分。

来自东方的鼠疫经波希米亚进入德国。它伴随着钟声一路不慌不忙地过来，俨然一位皇后。它俯身凑到饮酒者的杯子上，它吹灭坐在书堆中间的学者的蜡烛，它为教土的弥撒效力，它像臭虫一样藏在烟花女子的衬衫里；鼠疫将某种蛮横的平等，某种刺激而危险的冒险欲望，带到所有人的生活里。

每次会面，泽农都在院长的脸上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一种难以确定的疾病的迹象，这种疾病在暗中侵蚀他的力量。也许时代的苦难在院长心中激起的焦虑和悲悯，是这种无法解释的体质衰弱的唯一缘由；相反，焦虑和悲悯也有可能是结果，显示出身体为了承受世间的痛苦而受到过度损害，相比之下，几乎所有人都有着一种健壮的无动于衷。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