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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由卑劣的自我利益所驱动，提出的是断章取义的虚假证据，回避符合逻辑的辩论，试图通过简单地重复口号，气急败坏地斥责国外或国内的替罪羊，狡猾地将最卑劣的激情与最崇高的理想勾兑了去影响受骗者。

僵尸社会是社会中人的自由被剥夺的结果。社会僵尸化越普遍越彻底，极权统治就越成功越稳定。僵尸社会里人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思想懒惰。……社会去僵尸化需要每个人能决定他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是像在美丽新世界里那样，由统治权力来统一规定。这是社会需要自由和政治必须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理由，也是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分野。

我需要上帝，需要诗歌，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真善美，需要罪恶。“

原来永恒只在我们嘴上和眼睛里。

在推行极权主义的东方，那里有政治审查制度，大众传媒被国家控制。在奉行民主的西方，那里有经济审查制度，大众媒体由权力精英阶层的成员控制。

他对哲学下的定义是：为自己出于本能所相信的东西寻找出的蹩脚的解释！仿佛那时人们的信仰是出于本能似的！一个人相信什么是由他的条件设置决定的。找出些蹩脚理由为自己因某种蹩脚理由相信的东西辩护――那就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因为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相信。

真正无药可救的精神病患者是那些看上去很正常的人。“他们许多人很正常是因为他们非常适应我们的生存模式，因为他们从早年就失去了发出人性吶喊的声音，他们甚至不会去挣扎，或承受苦难，或像精神病患者那样表现出症状。”他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常人，他们只是一个极度不正常的社会里的正常人。他们完美地适应了这个不正常的社会，这就是衡量他们的精神疾病严重程度的尺度。

不能获得自由的解放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解放会带来新的、看起来不像是奴役的奴役，那就是美丽新世界里的那种奴役。这是一种犒赏型控制（control by reward）的柔性奴役，它对人的自由形成了比暴力和恐惧更致命的威胁。

“不错，”穆斯塔法・蒙德说，“那是为稳定所付出的又一项代价。跟幸福格格不入的不光是艺术，而且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得给它小心翼翼地套上笼头，拴上链子。” “什么！”赫姆霍尔兹吃了一惊，说，“可我们一向都说科学就是一切。

但是与遭受苦难的高昂代价相比，现实的幸福看起来通常十分廉价。而且，稳定肯定远不像动乱那样热闹；心满意足也不像不幸拼命斗争那么吸引人；也不像抗拒诱惑，或是抗拒被激情和猜疑冲昏头脑那样引人入胜。幸福从来都不伟大。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