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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专业学习放在第三位，这绝非偶然。政治才是首要的：这些学生正在被培养成为教师，之后，他们又将培养中国的下一代，而这种培养必须限定在党的框架内。

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穿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从我的阳台上望去，城市在夜里可算美丽。在白昼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能看得出，这里的一切都被建设得过快，而在夜里，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只是水与光————明亮的灯光与幽暗的江水，乌江的黑色镜面被染成一条条红，黄，白。有时在夜里一条船逆流而上，稳稳地推进船首的一个三角状灯光，马达在河谷的黑暗中突突突响。每过半小时，长江上便有一艘大型客船经过，一条明亮的光带游过，在庄严的寂静之中。

中国的历史课本不大强调“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激进行为被邓小平的一句断言处理得滴水不漏，他说主席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数字，而且都有护身本领，可以把过去的事情简而化之。有时候，为了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会很淡然地提到，毛泽东是六点七分正确。听到这话的人无一例外都会立马纠正我的说法。这使得“文化大革命”显得极为遥远，不过是一堆统计数据而已：毛泽东一生的平均正确值。

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争论的不再是罗宾汉。他们争论的是中国，他们争论的是他们自己长期以来被加以教化的政治信条。很快，争论变得白热化起来。我坐在教室的后排，听着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所得到的矛盾百出的各种观念。

这才是我对这个制度越来越憎恶不已的地方。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

宴席进行到这个份上，就要讲点策略了。在碰杯前，通常会有一阵交头接耳，几个老师在用方言低声交谈，我和亚当则用英语相互闲聊着。其中的花招就是“二对一”——如果张书记给我和亚当敬酒，我和亚当两个人都得喝上一杯。紧接着，傅主任可能会如法炮制。

“想想吧，”我说道，“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个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

“你觉得那样的人会关心民主吗？”他问道，“他们首先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然后才能够考虑别的问题。那正是中国和美国的症结所在——这两个国家根本没法相比。”

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