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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

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

在这些事例中，张居正的主张无疑都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义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顽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

在道德的旌旗下，拘禁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历史长河中看似平凡的一年，却暗藏帝国命运的密码。1587年的大明，僵化的官僚系统如同精密的枷锁，困住从皇帝到百姓的每个人。“当制度成为牢笼，连皇帝都只是囚徒。”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