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看似平凡的一年，却暗藏帝国命运的密码。1587年的大明，僵化的官僚系统如同精密的枷锁，困住从皇帝到百姓的每个人。“当制度成为牢笼，连皇帝都只是囚徒。”

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

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人的见识，往往在关键之处表现出来。

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

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上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能看得出来。

在道德的旌旗下，拘禁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

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在这个王朝的几个世纪里，“君主已经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位置，以致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安坐龙椅”。

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