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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绝大多数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按照传统道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却认为，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

对于一个比自己强大国家的咄咄逼人的进迫，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耆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合，没有利用鸦片战争后的和平局面，从事革新，使自己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在专制社会中，统治者说的话字面上的疑似与实际要表达的意思经常有不小的差距。

专制社会中，臣子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其办事是否合理有效，而在于是否和与诸子的好恶，不必去谈什么客观效果。就这一点讲，揣摩君主的内心活动是臣子们的真功夫，是升官保管的秘诀。

厘金是一种恶税尽管厘金是商业的毒瘤，但对各省级财政来说，却是一大幸事。

乱世出英雄，是指那些打破常规的人，可谁又曾想一想在乱世中最最难受的，正是要维护常规的皇帝？

衣锦食肥，美妾如云，皇帝享有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可他并不能享有其中的许多乐趣。他的身上负有着重大的责任——行为应当成为人世间的楷模，言论必须成为战无不胜的法宝。一个人要坚持一天两天，一月两月，都不困难。索性做一个昏君，谁也奈何他不得。可要想长年累月地做一个好皇帝，倒是一个苦差使。若在一个平常年代，一切还能过得去。可咸丰帝奕詝又特别命苦。他遇到了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

偌大个北京城，清朝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这事情的本身，就能透视出许多。

鉴于清朝国家军队平日兼负大量的警察职能，战时只能抽调，临时命将率领，结果兵将不习，兵兵不习，胜则相妬，败不互救。

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报复，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