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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白鲸记》拍成电影，就是处理一个已经处理过的对象，并不是一种改编，而是一种重复制作。这种拍摄如此无意义的原因，不是梅尔维尔所描述的情感无法用图像表达，而是相反地，在世界上所有的小说中，这一部恰是最懂得通过屏幕展现这种美的作品。简而言之，这本小说已经是一部电影了。

我认为世界上有电影之外的东西，而电影反过来从周围的事物中汲取养分。电影是最无法自给自足的一门艺术。对于其他艺术来说，情况肯定没有这么危险。

摄影机不是变形透镜或者滤镜，滤镜会嫉妒地消除现实中那些于导演无用的过剩之美（正如雕塑家拒绝表现肉体的温度与注视的目光）。电影同样糅合了现实的泥团，而其最大的野心恰恰就在于尽可能丰富与精确地利用现有科技。在所有艺术当中，电影是最现实的，导演应该关注事物本身，不在他们的复制品上留下修整的痕迹。我们不再相信剪辑的神奇，而越发主张图像自身的美应从现实世界里获取。

安德烈•巴赞：电影没有一定数量的院线观众是无法生存的。导演可以冒犯观众的品位，但前提是这种冒犯必须解释为，是观众轻视了他们应该喜爱并终究会喜爱的电影。唯一可能的类比是建筑，因为无法居住的建筑是没有意义的。电影也是如此，是一种功能性的艺术。用另一种思维体系来解释，就是电影的存在先于其本质。评论应该从这种存在出发，即使最大胆的推论也应考虑这一点。

艺术是我们时代的反映，难道不也是其解药？太平年代以崇拜残忍为快，而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更加微妙的解药。

反对心理塑造的传统，可以；反对角色心理的连贯性，不行。我喜欢在屏幕上呈现思考的人物，富有心理天赋的人物。我一直相信，有剧情和人物基础的电影一向比没有心理和戏剧性的电影更为现代。

对于电影来说，所有事物都在运动。如果一副面孔不按其内在韵律舒展或收紧，将有何意义？如果枝叶不通过摇曳展现美感，又有何意义？电影创作的材料是运动，是它唯一应该摘取和重构的对象。对于电影而言，世界上所有的美从来都不会多余。

在悲剧或喜剧中，话语从来不是简单的对他者施以行动的方式，而是自身即可成立，或者说，具有时间之外的价值。

我渴望电影更多地去接触每个个体的感受，而不是去适应放映厅里的集体意识。

使用特效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真实感，一旦要表达某种内心活动，而不是某种行为，演员便不经意露出马脚，脱离了事物的约束，必须用不同的材料塑造其面容。如果我们感受不到脸上每一道皱纹周围空间的压力，将是多么贫瘠的画面；如果笑声或焦虑的扭曲在宇宙中没有对应的感受，它们的意义又在何处？

巴尔扎克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精致表达的轻蔑，足以说明构成一部小说的不是词语，而是世界的生灵和事物。

但鉴于日本社会凡事都注重一个“礼”字，因此日本黑帮片的仪式感要强于西方同类作品。重要的不在于情节，因为情节大体雷同，重点其实落在风格，甚至是礼数上。电影中侠义黑帮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忠于事实——既受制于复杂的行为规范，也要遵从17世纪的武士准则。黑帮片和歌舞伎一样，是演员展现演技、表现这些规则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