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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功不如使过——用有功劳的人不如用有过错的人来的妥当。因为有功劳的人会自满，会得意，搞不好会办坏事，就算成功了，以后就不好控制了。而有过错的不同，因为他曾经出错，所以再次办事的时候，就会小心，而且由于曾经出错，他也会避免再次错误，成功了，就是你举荐有功；失败了，证明此人不可再用。这是古代中国人官场的智慧。

每个时代都书写他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在波兰，德国人第一次展示了其新式“闪电战”的致命威力。首先，一波一波的俯冲轰炸机轰炸通讯线路，制造恐怖气氛和混乱局面。然后，装甲师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个缺口，深深侵入后方，摧毁运输和通讯设施，将抵抗部队切割成碎片最后则是较轻便的摩托化师和步兵师出击，必要时在飞机和大炮的援助下，“肃清”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敌军。

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凤印度的文明中心位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这三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它们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政权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在中国只能被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巩固了皇帝的统治，而没有促成正在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的诞生；指南针除了被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被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在经济上，西欧依靠美国资助的马歇尔计划，东欧依靠苏联组织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从理论上说应该从苏联获得援助，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

为了你的工作会增加人类的祝福你应理解应用科学，这是不够的。关注人类自身和它的命运必须形成对所有技术上的努力的主要的兴趣，关注劳动组织和货物分配的未解决的大问题——以便我们的大脑的创造物对人类将是一种祝福，而不是一种诅咒。在你的图表和方程式中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爱因斯坦

在他的小说《爱弥尔》（1761年）中，他却建议女人“衣着简朴，在家中辛勤劳作，永远不要到需要讲话的公众集会上去······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看到被孩子们围着、指挥用人干活、为丈夫谋得幸福生活、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母亲这样的情景更感人、更让人尊敬呢？”

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感受过斯提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令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由于科举制度以只承认儒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则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经过对比，可以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作出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受益，但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又没有近到使希腊人不能保持自己特色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使希腊人能够同时做到吸收外部文明的精华和创造自身的特色并同时从这两者中获益。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