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总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

虽然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的问题是，如何是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

使功不如使过——用有功劳的人不如用有过错的人来的妥当。因为有功劳的人会自满，会得意，搞不好会办坏事，就算成功了，以后就不好控制了。而有过错的不同，因为他曾经出错，所以再次办事的时候，就会小心，而且由于曾经出错，他也会避免再次错误，成功了，就是你举荐有功；失败了，证明此人不可再用。这是古代中国人官场的智慧。

今天海湾产油国的情况和当年美洲金银流向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所带来的效应相类似。在这些国家，巨额的石油收入都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结果流到了外国工业化国家。当波斯湾油田枯竭时，石油收入的流入将会停止，正如美洲金银的流入将会停止一样。届时海湾国家将会发现，他们的处境比伊比利亚国家的处境更糟，因为石油枯竭后，海湾地区剩下的只有黄沙和枯井。

他说道，“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自己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家乡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P16）

当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其计划经济和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时，这也绝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抗的问题。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对外模式的幻想破灭感，但这种破灭感又留下了一个真空：没有统一的发展目标和战略。

只要统治者精悍、开明，专制帝国就能顺利、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衰弱了，那么，朝臣、官吏和军官们就会勾结起来，欺诈社会的生产阶级，不管后者是农民、工匠或商人。他们的敲诈勒索无人管束得了，扼杀了私营企业和个人的活力。

人性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美国黑人领袖W.E.B.杜波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世界上深肤色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

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消除各种潜在的冲突。《汉莫拉比法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这部法典试图明确地、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1. 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2. 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3. 施行严格的、保护商业界财产的规定4. 颁布许多类似“福利国家”政策的规定5.具有现代社会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即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静止不变的。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因此虽然中国的史学家也意识到了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但他们却又总是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也就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而解释出来的各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会。

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凤印度的文明中心位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欧亚大陆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优越，其主要原因，也许可用著名人类学家佛朗兹.博亚兹的观点来说明：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这五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

人们历来都认为生物和非生物有质的区别。不过，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和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设想，而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为；非生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生物的。原人中出现最早的是现已绝种的灵长类。一般认为，它们最早出现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距今约250万年。

在这一种性等级制度之外的都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玷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要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渔民、屠夫、侩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清道夫和拾荒者。

由于雅利安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组织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因而，发展起四大世袭中兴的制度。前三个种性是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所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对殖民主义者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个使人疏远本民族的工具。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他们便能使该民族服从他们的统治。

在波兰，德国人第一次展示了其新式“闪电战”的致命威力。首先，一波一波的俯冲轰炸机轰炸通讯线路，制造恐怖气氛和混乱局面。然后，装甲师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个缺口，深深侵入后方，摧毁运输和通讯设施，将抵抗部队切割成碎片最后则是较轻便的摩托化师和步兵师出击，必要时在飞机和大炮的援助下，“肃清”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敌军。

这三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它们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政权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在中国只能被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巩固了皇帝的统治，而没有促成正在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的诞生；指南针除了被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被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