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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范西纳（JanVansina）毫不客气地提醒我们，这种纯粹“从来未在任何社会出现，或许只会出现在职业的历史学者当中，所有的信息都有某种跟当下相关的意图，否则它们就不会在当下被讲述”。

关中妇女对战士的支援也并非没有遇到问题。……不想帮战士洗衣服……从人民那借物品……但人民解放军战士有纪律、有礼貌地寻求物资供应

无论从礼俗上来讲还是从实践上来讲，通常妇女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不能常回娘家了。这也通常是婆婆全面掌管儿媳生活的开始。1949年前后的接生故事中，婆婆一直扮演着主角，她们的形象也通常不是什么正面的形象。许多妇女都将流产归咎于跟她们跟婆婆或者是夫家年长的妇女之间的肢体或情感上的冲突。许多妇女在回忆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首先感到的不仅仅是恐惧和痛苦，还有婆婆、丈夫、或者二者的冷漠和袖手旁观。

挣取工分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如何以及跟谁一起度过时间，扩大了妇女的关系网路和社会影响力。

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

考虑到陕西农村的情况，或许是时候讨论这种可能性了，即农村妇女是毛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并相应地为占据了当代中国新闻报道头条的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国家资本原始累积”中一些重要的部分属于看不见的累积，在基本的农事、以及种植像棉花这样国家要求的作物，都主要成了妇女的工作的那些年里得以完成。尽管有关睡眠不足和夜间做针线活的记忆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些兢兢业业的累积者们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却一样不为人所知。

劳模变成了当地社区的“记忆的场所”（lieuxdememoire）1949年之前的国家通常被看成是侵犯和掠夺地方社区的一种外部势力。国家效应（byTimothyMitchell），脱离个人，一分为二，架构个人生活的结构。……重组空间、建立等级、组织监督、重新标记时间这些做法以空前的程度发生在小的农村。……这个区域是国家效应产生的地方，也是一个有主体及主体化行为的社会文化矩阵。

在Z村，妇女被认为适合干各式各样的重活，但任何跟机器有关的活却属于男人的职责范围。当z村终于买上了一个水力发电机时，发电机变成了生产队的副业，男人操作机器并获得工分很多受访者的丈夫都是这种情况，领工资的工作，尤其是带有白领性质的工作，叫“工作”，跟农民从事的“劳动”区别开来。

讽刺的是，年老的妇女们曾在家庭不被公共关注的那些年维持了家庭的运转，而现在家庭领域的重构却是通过排斥和惩处她们的方式得以实现。有些妇女深陷困厄的境地。她们曾尽心尽职地照顾丈夫的双亲，而现在自己变老后却被自己的成年已婚子女抛弃。吸引她们子女的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中心是敛财的，野心勃勃的，消费的家庭单元。这些成年子女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面临着周遭的繁荣将永远无法惠及他们的可能。

用生产运动的时间进度来衡量妇女生育健康的进展的做法在“大跃进”时期愈演愈烈。1958 年 8 月，妇联在泾阳县召开了一次全省卫生工作者大会，计划在农村建立产院。114 陕西省副省长李启明把建立产院列为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卫生工作的中心。他指出，全省农村已经建立了 2，626 个产院和 524 家医院，作好了“推动卫生工作的全面大跃进”的准备。

时间是一味能治百病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