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著名的“成长四阶段”论，即积累资源，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持续增长和对扩展中的资源的合理利用。

整体而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宋代士的功能已发挥到最大的限度。陈寅恪曾说：“六朝及天水（按：即赵宋）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论再生缘》，收入《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72）以六朝与宋代并论是很有根据的，因为六朝是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时代。所不同者，六朝士的政治地位建立在门第的社会基础之上，而士在宋代则是“四民之首”，他们的主要凭借是科举制度，已具有公平竞争的性质。

神宗与王安石是在变法的共同理想上结合在一起的。但理想一落到权力的世界，很快便会发生种种难以预测的变化。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权利的比重必将压倒理想。

从现代的观点看，这个上古“道统”系谱，自然彻头彻尾是一种虚构，只能归于所谓“托古改制”一类……但是从理学家的著录和语录来判断，他们似乎确实相信宇宙间有一个“能为万象主”的“道体”……换句话说，“道体”与“道统”是他们的真实信仰或基本预设；离开了这一信仰或预设，他们关于人间世界的意义系统变解体了。

哲学史家关于“道体”的现代诠释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学的全体而言，至少已经历了两度抽离的过程：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

一大特色，早期有曾觌、龙大渊，也是潜邸旧人，中年则有张说、王朴。即姜特立初也由他赏拔而得幸于太子……但退位后的孝宗却转而与理学家采取了同一立场，在位与不在位的差别之大，诚非权力世界以外的人所能想象的。

凭着许衡继承了朱熹的道学这一事实，杨维桢便可以将元朝“正统”的开始向后推延了了四十五年，她所加给“道统”的政治分量之重，真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

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缁之徒畏昌黎而不畏宋儒，衔昌黎而不衔宋儒也。盖昌黎所辟，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宋儒所辟，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使昌黎之说胜，则香积无烟，祇园无地。……使宋儒之说胜，……不过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两相枝拄，未有害也。

用现代观点说，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安石绝无“权相”的嫌疑，有宋一代批评他的人并未强调他弄权。但是他扩张相权的种种策略却为以后的权相开启了方便之门。

他们克服了无房、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缺少人手、孩子不能上学等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边保护，一边研究，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美术临摹等方面的业务方向，为敦煌石窟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