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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写杂文，鲁迅那副启蒙主义的面具都不能遮住他的阴郁情绪的流溢，在小说里，这面具的遮蔽作用就更有限了。……他独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这呐喊多半不会引来什么响应；就在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的存在。

倘说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和孙中山那一代人，是以他们的气魄、理想和不羁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条通向世界大同的振奋人心的道路，鲁迅则为同时和以后无数在这道路上遭遇挫折、心灰意冷的跋涉者，示范了一种自我磨砺、化悲观为动力，坚持前行的可能。

你今天来看，他一生都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启示，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

脑子昏了，却能弹跳，这是老饕对“醉虾”的基本要求，因此，只要社会依然在封闭信息、阻拦交流，依然在禁锢思想、摘除异端，你就依然还是被泡在厨房的大酒缸里，与清溪和绿野隔得很远。当然了，时代不同了，这“封闭'和“禁锢的手法也就不同。旗号可以改，内容也可以换，只要还能用种种机械狭隘、非此即彼的思路套住你，就不难继续把你送上权势者的席面。

他毕竟又是个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经历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深广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雀跃欢呼，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选一处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堑中静静地观察：这正是他到北京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符合他深层心境的人生态度。因此，一旦他有意振作斗志，焕发精神，以一种青年人的姿态置身社会，他的言行就往往会逾出其“常态”，显出一种特别的情味。

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失望，那种在重新找来的光明的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

驱逐虚无主义的“鬼气”，这是鲁迅内心极其隐秘的冲动。……倘说他的世俗意识中，一个要他用小说传播启蒙思想，另一个则要他借此宣泄人生的苦闷。

这就是陈西滢与章士钊们给予他的最大的伤害了，他们逼他看清了自己的这一面：当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能无所畏惧，单是为了生计，他就不得不继续去做官；他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样的牺牲换来的，依然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识，那就无论从世俗成功中收获多少倍自信，都会被它抵消吧。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当年那种真理在手、光明必胜的信念，那种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经所剩不多，他现在的“确信”常常是在另一面，就是铁屋子的“万难破毁”。倘若层层追究他提笔作文的最终动力，那大概只有一个“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这样的命运，不甘心社会就这样保持对自己的胜利。

面对不幸，有些患者采取轻描淡写的方式应对，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的情况比自己更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