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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这样认为，既然要求实行集体主义制度的愿望来自高度的道德动机，那种制度就一定会是最高品德的源泉，然而事实上却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任何一种制度都准能促进那些服务于这个制度原定目标的各种观点。那些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观念将部分地取决于引导个人在集体主义或极权主义下取得成功的才能，还部分地取决于极权主义机构的需要。

經濟價值對於我們之所以較之許多東西為次要，正是由於在經濟事務上，我們能夠自由決定什麼對我們比較重要，什麼對我們比較次要的緣故。在極權主義國家像俄國、德國或意大利諸國中，如何組織人民的閒暇時間成為一個計劃的問題，這並不是偶然的。德國人甚至為這個問題發明了一個可怕的和自相矛盾的字眼：“Freizeitgestaltung（意思是，利用人民自由時間的規劃）”

計劃與競爭只有在為競爭而計劃而不是運用計劃反對競爭的時候，才能夠結合起來。

政府一經負起籌劃整個經濟生活的任務時……一切的經濟或社會問題都將要變成政治問題……對於“公道的價格”，或者“合理的工資”是什麼，我們不是都有一些概念嗎？……不幸的是……我們所有的標準是從我們所認識的競爭制度中得來的，並且在競爭消失之後，這些標準也必然迅速消失。

私人的壟斷很少是完整無缺的，甚至更少是長時間的或者是敢於忽視潛在的競爭的。而政府的壟斷則是一個受到政府保護的壟斷——保護它不致受到潛在的競爭和有效批評。這在許多場合裡就意味著，一個暫時性的壟斷得到了長時期存在的權力——一個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權力……如果批評壟斷的行為就等於批評政府，那末，想要使壟斷替公眾服務是很少（有）希望的。

把僱用一百個人說成是剝削，卻把指揮一百個人說成是光榮的。在那些擔任被委派給自己的任務比選擇自己擅長的工作被認為是更應受到稱讚的地方……想要有很多人都長期地寧願要自由而不要安全，這未免是奢望……事情一達到這種地步，自由在實際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種笑料，因為只有犧牲世界上大多數的好東西才能買到它。

一般说来，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这或许是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

集体主义者哲学的内在矛盾之一是，虽然它将自身建筑在个人主义所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但它只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集团里行得通。社会主义只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它马上就会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世界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何以是纯理论的，而各处实行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却是极权主义的。

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在1848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但是這些最渴望對社會進行計劃的人們，如果允許他們這樣做的話，將使他們成為最危險的人——和最不能容忍別人的計劃的人。

我就像个变态偷窥狂，只是我偷窥的是朋友之间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