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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左右为难，处于极端被动的外部环境，“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袁世凯采取“保全一分即少损失一分”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最关键的是，他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将一切付诸实际行动，这就比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口号革命家”们强的多。

中国还有很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商人要想发达，必定攀附官僚；反过来，具备雄厚财力的富贾巨商也热衷从事政治投资。晋商、徽商通过捐纳给自己买个红顶子的行为，就属这种心态作。“官商勾结”被赋予很浓重的贬义色彩，却是社会上最普遍的现象。官商勾结不是晋商发明的，更不是到明清两代才出现的，但是在这个时期，商人集团与政治集团取得了最深刻、最广泛的结合。

杨悦春给各路“杀胡军”拟定了“杀胡令”，其中还有他自创的、用于区分胡人汉人的“准则”：胡人男子会说汉话，不裹脚的汉妇胡妇也多，看家中是否贴了灶王，脱了鞋看小脚趾是否两瓣，为此被杀汉民比比皆是，受害者亲属责骂邪教徒“红头蛆”。

这既和清朝中期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关，也和晋商集团与满洲八旗集团实现政商勾连有关……清朝能够直接统治的领土要比明朝大得多，对一些边疆地区的强力控制，给商人提供了更多发财的机会。

石老道骗术高明，领导能力也要比杨氏高超，在他的建议下，金丹道细化了级别编制，增加圣王、军师和龙虎大将等官职，将杨、李和他自己等五人封圣，按照五行说设五色旗和与之相对应的“五王八虎军”。

蒙古人无分阶层，一概笃信黄教，优待活佛喇嘛，使他们终生不参与劳作，全靠沙毕供养。在清朝末年，外蒙古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寺庙却有两千五百余座，喇嘛超过十万人；而内蒙古和青海的喇嘛人数合计还超过外蒙古。沙毕的原意为“弟子”，但沙毕属民的实际待遇颇为凄惨，与农奴并无二致。

《华为基本法》规定了价值创造的四大要素：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