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从敦煌石室出土了一大批唐代遗书,其中就包括一个曲子词的集子,叫作《云谣集杂曲子》。这个词集早于五代时期编纂的《花间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词总集,大抵反映出词的原生状态。《花间集》专门收集男女绮情之作,使人们误以为这是词的“本色”,但观《云谣集杂曲子》就知其不然,无论是题材抑或风格,本来都是相当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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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在表达自身意志的同时,也有站在国家立场发言的一面。……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后者代表国家发言,才是士大夫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身上已开始酝酿,而到帝国时代的士大夫身上则充分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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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士大夫化”,并不仅仅是说士大夫成为词的主要作者,这里还有一个作者的写作姿态问题。宋词的“士大夫化”便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抒情主体从其所代言的女性,转变为士大夫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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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士大夫在政治上也部分地继续着封建士大夫的自我主张,虽然在他们上面还有一个皇帝存在,但门阀士大夫不会对皇帝惟命是从,因为他们首先要维护的是家族、集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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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士大夫也形成了特别的政治结盟方式,同一榜及第的进士们,结成了“同年兄弟”关系,他们跟主考官之间,则是“座师——门生”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结为“朋党”,自唐代后期起,就成为非常突出的政治现象。相比于门阀士大夫天然拥有的父子兄弟关系,这是一种后天的、模仿的“父子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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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園,作為觀賞的對象,在觀賞者的直覺中首先具有空間形式,其在時間上也必有一個有限的存在過程,但這個時間性並不直接呈現於觀賞者的意識,所以中國早期的山水詩也就停留於對其空間形式的刻畫描寫。時間意識會慢慢融入到空間中去······(我今天一定要看完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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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的“作者”观和“全揽”式的文本观,应该成为我们把握庶民文学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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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专业文人”还是闺阁文人,其对于“专业”的全神贯注,仍得益于权贵、士大夫在生活上给予的有力支持。虽然出于对文化和才华的尊重,许多士大夫愿意与他们平等交游,但这不能改变他们依附于士大夫的生存境况。不过,到了南宋中期以后,临安的一位出版商陈起,却为非士大夫诗人提供了另一条出路:通过作品的商品化来求取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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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并不是只懂行政管理技能(“吏能”)的帝国事务官僚,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面,使他身具深厚的古典教养,而这种教养使他更愿意认同古代的前辈,即封建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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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唐诗来说,除了提供题材外,乐府诗就某个题目反复创作的方式,往往成为刻画某种形象、营造某种意境、抒发某种情怀或锻炼某种技巧上前后相承、不断提升的途径。也就是说,此种创作传统为艺术创造力的历史积淀准备了非常具体的场所,仿佛积土为山,积水成川,而千古英灵之气,皆凝聚于此,终成名山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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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北宋后期起,士大夫的地主、富民化,与富民、地主的士大夫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到了南宋,两者差不多已完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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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变其考试内容的前后,从事文学活动在正当性上会有极大的差异:此前吟诗作赋是值得骄傲的正业,此后则未免成为“余事”,甚或带上异端色彩。一个擅长文学的人,本来仅凭这个特长就足以立身士林,后来却必须另有正业,低者精于吏事,高者能讲出一套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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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鉴于日本社会凡事都注重一个“礼”字,因此日本黑帮片的仪式感要强于西方同类作品。重要的不在于情节,因为情节大体雷同,重点其实落在风格,甚至是礼数上。电影中侠义黑帮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忠于事实——既受制于复杂的行为规范,也要遵从17世纪的武士准则。黑帮片和歌舞伎一样,是演员展现演技、表现这些规则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