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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如同在一个作家的文稿中出现了一个写作错误，这写作错误意识到自身是如此，但可能这写作错误在根本上也不是写作错误，而在一种远远更高深的意义上是在整部作品中的一个本质的从属部分；现在，这就仿佛是这写作错误要对作家造反：出自对他的恨，它不准他作改正，并在疯狂的对抗中对他说：不，我不想被删去，我要站在这里作为一个针对你的见证，一个用来证明你是一个平庸作家的见证。

婚烟的情形就如同拍卖，——在拍卖的时候，一切都以一锤敲定时的状态被卖出。它只管让相爱者相互得到对方，其余的事情则不是它所关心的。其实它只需看一下在之后发生些什么；但是它却没有时间去看一下，它马上就全面走出它的下一步，去撮合新的情侣。审美是所有科学之中最背信弃义的。每一个爱过它的人都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不幸；而那从不曾爱过它的人，他则是并且继续是一个牲畜。

不！因为骑士不会自相矛盾。去变成另一个人，他觉得没有这种冲动，并且绝不认为这是“那伟大的”。只有低级的品质才会忘记自己而去成为某种新的东西。以这样的方式，蝴蝶完全忘记了它曾是毛毛虫，也许它又能忘记自己曾是蝴蝶如果它能够成为一条鱼。更深刻的品质绝不会忘记自身并且绝不会成为别的不同于它们自身所是的东西。于是，那骑士是会回忆一切的;但这回忆则恰恰是痛苦，而在无限放弃之中他却与生存和解了。

但事实上，只有在他把辜带入了世界并且把这一切拉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才有权为上面所说的那些而伤心，因为“想要审美地为有罪性而悲伤”是一种矛盾的说法。那唯一的一个“无辜地为有罪性而悲伤的人”是基督，而他不是将之作为一种他必须认同的命运而为之悲伤，相反，他是作为那“自由地选择了去承担整个世界的罪”并接受其惩罚”的人而悲伤。这不是什么审美的定性，因为基督不仅仅是而且更多于是“个体”。

本原地说，“罪”根本不属于任何科学。它是布道中的对象；在这布道中，“单个的人”作为“单个的人”对“单个的人”说话。在我们的时代，科学的重要性愚弄了教士们而使之成为了一种“教士——教士”去同时也侍从科学并把布道看成是有失尊严的事情。这样一来，布道被看成是一种很糟糕的艺术，这也就没什么奇怪了。然后布道其实却是所有艺术中最不容易的一种，并且其实就是苏格拉底所赞美的那种艺术：能够对话。

通过自己的力量，一个人能够成为悲剧英雄，但无法成为信仰之骑士。在一个人走上那悲剧英雄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沉重的道路时，这时会有很多人能够为他给出忠告；那要走信仰的狭窄之路的人，没有人能够给他忠告，没有人明白他。信仰是一种奇迹，但却没有任何人是被排斥在它之外的；因为，如果我们说有一样东西，所有各种不同的人生在它之中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东西就是激情，在激情之中所有人生都相同，而信仰是激情。

现在，我对于亚伯拉罕故事的意图是以疑难问题的形式来提取出故事之中的那辩证的东西，以便能看出：信仰是怎样巨大的一个悖论，一个能够“使得一次谋杀变成一种神圣的、令上帝欢悦的行为”的悖论，一个重新把以撒给予亚伯拉罕的悖论，任何思想都无法支配这悖论，因为信仰恰恰开始于思想的终止处。

无限放弃是信仰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样，每一个不曾作出这一运动的人都没有信仰；因为只有在无限放弃之中我オ会在我的无限有效性之中对我自己而言准备就绪，并且只有在这时才谈得上“依据于信仰去抓住生存”。

绝望的狭隘性是缺乏本原性或者剥夺了自己的本原性，从精神的角度理解就是说阉割了自己。

恐惧就是“自由”的晕眩，它在精神设定“综合”的时候出现，这时自由向着它自己的可能性看下去，并马上抓住有限性来支承自己。在这种晕眩之中，自由瘫倒了。更进一步的话，心理学就无法并且也不愿深入下去了。在同一瞬间，一切都变了，而自由在它重新站起来时看见自己是有辜的。在上面的这两个瞬间的间隔中有着那“跳跃”，它不曾并且也无法被任何科学说明。如果一个人在恐惧之中变得有辜，那么，他变得“在最大可能程度上模棱两可地有辜”。

我就像个变态偷窥狂，只是我偷窥的是朋友之间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