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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丢弃了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仅仅作为一个机遇的窃贼来生活，发现机会的时候就伸手攫取……这是一种外国舞台，我成日成夜地穿着奇装异服、说着奇怪的语言，在这里表演。代价是，如果角色演得不好，就要为失败负责。

在国际事务中，‘解围天神’不是等待戏剧性危机时刻才出手的人，而是始终采取决定事态发展的行动的人。

在死寂的冷清的街道上，在明亮的月光下，土耳其士兵的尸体非常奇怪地显得极不协调，因为东方月夜的安宁祥和笼罩着城市的这个部分。

对于1915年和1916年间英国就中东问题与多方达成的秘密协议造成的混乱，有少数历史学家认为，其实当初根本不存在什么混乱。这些五花八门的协议中遍布精心选择的修饰语和条件语，都是为了让炮制协议的人洗脱背信弃义的罪名。

你知道，人几乎全都是大笑着死去，因为他们知道死亡非常恐怖，在它到来之前最好把他忘掉

苏格兰高地步兵携带风笛、穿着褶裥短裙，法国胸甲骑兵和奥地利长枪骑兵穿好铜质胸甲、戴上配有鸵鸟羽毛的头盔，在军号和战鼓的伴奏下，欢欣鼓舞地开赴战场，却完全不曾意识到，他们的欧洲即将化为一个屠场，在随后的四年中，将有约1000万军人和约600万平民被驱赶着奔向死亡。

这场景酷似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景剧：风流倜傥、帅得过分的年轻贵族，必不可少的一群卖弄风骚却秉性贞洁的女士，冷血的大恶人，甚至还有纯真无邪、稀里糊涂的异乡客，在历经周折坎坷之后，他们将为故事提供带有道德教诲的结局。

劳伦斯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赛克斯“想象力丰富，鼓吹着不能令人信服的世界走向……满脑子是偏见、直觉和伪科学。他的观念都是外在的，他也没有耐心去测试自己的建筑材料，就急于选择自己的建筑风格。他会选取真相的一个方面，将其与具体情况隔离，令其充气膨胀，对其扭曲和改造。

战略大师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环境，好不感情用事地追逐利益最大化。

从那（一战）以后，阿拉伯社会倾向于不用自己的希冀，而是用自己敌视的对象——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五花八门的西方帝国主义——来给自己定位。这种充满敌意的文化被一代代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操纵，甚至狂热地配置，以便将人民的愤怒引导指向外部威胁——不管是“大撒旦”，还是“不合法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还是开罗街头的西方音乐——而不是这些独裁者自己的暴政，（561）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