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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失去，才能得到，只有死去才能完成一生，只有接受奴役才能实现自由；所有人类的引路人都是这么宣扬的。

如果我们身后的世界是不毛之地，那我们前面所能看到的只有沉闷的荒漠。

首先应该创造一种处境，要让真相变得可以忍受，使个人在失去幻想的同时，还能在他周围找到希望的理由。

人似乎本质上就不是一个积极的意志：相反，他首先就自我定义为一种否定性；人首先处在远离自身的地方。

诚然，没有索福克勒斯，没有马莱伯，文学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并不能给他们的作品以任何必要性；因为文学不必需要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文学存在着，仅此而已。

正是在这最本质的一点上，存在主义本体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抗：我们认为，处境的意义并不是强加给被动主体的意识的，它只能通过一个自由主体在投射（project）中所进行的揭示行为来展示。

拒绝生存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谁也不能在活着时经历坟墓的安谧。下等人的失败也就在于此。他想自我遗忘，自我忽视，在世界中缺席，在自我中缺席，但处在人们心目中的虚无，这也是人对自身的意识；下等人的否定性积极地显示为焦虑、欲望、召唤、心碎等，但这个面向积极性的真正的回归，下等人会回避它。

如果每个人真的做他该做的事，那么每个人的生存将得到拯救，而不用幻想一个天堂，即所有人在死亡中获得和解的那个天堂。

莺歌燕舞，传统服饰让人兴奋不已，是因为在过去农民生活的艰难条件中，这些发明代表了他们唯一能够自由实现的成就；通过这些创造，他们能多少摆脱一些奴役性劳动，能够超越他们的处境，能够在牲口面前自我认定为人类；在这种庆典还自发地存在的地方，在庆典还保留着这种特性的地方，庆典就有其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是为了无动于衷的游客而重现的仪式，那么这些庆典就成了令人讨厌的资料片，甚至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欺骗。

没有失败，也就没有道德；对一个首先要和自身完全符合、并达到完美的生灵来说，应该存在（devoir-être）的概念将没有任何意义。人们不会向上帝建议一种道德；如果将人定义为自然物，或定义为已知物，也不能向人倡导任何道德：所谓心理的或经验的道德，也只能通过悄悄引入人的某种缺陷才能构成，而这时的人已经被这些道德定义为事物的人（homme-chose）。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