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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碗面就不错了，尤其是在北京这种没有基础饮食的城市。我所谓的基础饮食，就是一个城市走路五分钟之内可以果腹而且味道过得去的吃食。比如蔡澜无论到哪里都会想念香港

像成都，老妈蹄花就吃猪蹄，宋鸡片就吃凉拌鸡，干净利落。近郊更是如此：双流游家院子吃水煮青蛙，温江公平镇吃红烧兔，新津的江边吃黄辣丁……装菜的器皿全是大铝盆，分量足够多，简直没有办法再点其他的菜，即便点了好像店家也不领情。我把这种简单过瘾的饮食习惯称作“一道菜主义”，凡是这样的饭馆，一定好吃！

三表他们单位是令人景仰的，那是个名叫三联的生活杂志，实际上是人文类的周刊，发行量仅次于《故事会》。我对他们一直非常崇拜，但了解不多，只知道那里文化人扎堆，光是叫“伟”的就有朱、苗、蔡、李等好几位，或许正因为伟哥比较多，他们的记者编辑一个个看上去跟三表一样，都挺积极向上的，特招人喜欢。

在市区的西部，后半夜还在营业的饭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快餐连锁店。它们有着一致的特点：北方主食尚可，点菜就不靠谱了，而且它们面目模糊，简直像同一家餐饮技校毕业的。

记得蔡澜在《日本谈吃》里专门写过，日本人叫三文鱼为鲑shake，多是用盐腌过，煎来吃。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种怪味。只有在假东洋店里，本地大师傅头上绑着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

我发现，凡是写一手好文章的，字里行间总是潜伏着一个假想敌，或隐或现的。比如，曹雪芹的敌人是男人，金庸的敌人是女人；鲁迅的敌人是他人，托尔斯泰的敌人是他本人，张爱玲的敌人不分男女，只要是她的亲朋好友就行——陈晓卿的敌人，不是人，是城市，人造的城市。敌意之深浅，与城市体量及其距离乡村之远近，成正比。

其实，个人的饮食偏好，尽管像胎记一样私密，但至亲永远知道它在哪里。

悄无声息，行驶在北京的冬夜里，搜索路边哪怕是仅有的一盏小饭馆的灯光，进去那怕真的就喝一碗白粥，那种温暖都能渗透到骨髓里。尽管无人陪伴，这，也算是对抗无趣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吧。

我仔细做过研究，原生态饮食一旦离开故土，原料、作料的供应都不可能有以前充足地道；另一方面，在陌生的环境，面对全新的客人，下手时不免多看看顾客的脸色，做很多让步。众口难调，菜不免中庸起来，原先支撑做菜的某种理念也开始动摇……

所谓“特色”，是指给外地人吃的当地风味菜肴，而“口味”，则是指当地人自己打牙祭时候的选择。所谓“地方特色”本来是指当地特点最鲜明的食物，在旅游开始大发展之后，各个景点除了风景人文名胜之外，又多了食品名胜，比如去苏州活该吃糕团，去杭州活该吃醋鱼，去重庆活该吃火锅，去昆明活该吃米线……

西餐里，无论头盘、汤还是甜品，都是围绕主菜展开；而传统中餐无论什么菜，最后都要以碳水化合物压轴。家庭烹饪则更加势利，“下不下饭”甚至成了很多菜的评判标准。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