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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念、愤怒与愚昧都是他们应该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碍。假如这些障碍正是来自政府的作为、政治的结构和社会的体制，那么他们是应该好好地继续清修，还是设法改变现实呢？很明显，激进的“僧侣”走上了后面那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参与社会行动就是一种布施，因为这得耗去个人的精力、时间甚至生命；参与社会行动更是一种修行，因为它是从现实世界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从静态的内观禅法到非暴力的政治游行之间，实在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所谓立宪君主可以担任民主保卫者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并不真心相信民主体制本身的权力制衡原则，不相信元首渎权的时候有恰当的机制可以应变处理，却幻想平衡权力的大任可以托付在一个别具威信的个人身上。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甚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的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将其他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人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里说过，她们当前活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看这些发避孕药给女工的工厂，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虚。把工人的身体当作纯粹的生产机器，这是无良资本家及管理者的惯技：以男人的身体标准要求女人，则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女工何罪？竟连最私己的生理现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诉无门，无法可依。看来除了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过了十年，我们才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才有了那么一些稍微不同的声音。再过了二十年，我们终于放开怀抱，允许各式各样的反思甚至责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检讨和反省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正正当当地好好哭一场，把背景推回前景，让百姓回到广场？承认死亡，方有解脱。

假如一个民主政体的领袖出了问题，比如说英国首相布莱尔面对大部分国民的反对，依然决意出兵伊拉克，我们应该寻找修复的方法，逐步完善体制自我健全的能力。它可以是增加民选领导的问责程度，也可以是削弱元首的权力，我们甚至可以反思民主体制自身的局限；但是我们万万不能把希望寄在一个世袭君主身上。

要怎么做才能产生幽默的形象呢？这又不只是包装工程的表面功夫，还是整个政府基本思路的问题。因为任何幽默感都来源于宽容，而宽容则意味着要接受不同的言论、不同的出版物和不同的电视剧。宽容是官员不能因为有人散发嘲笑自己的手机短信就将其入罪，宽容是官员不能对着记者说要好好整顿电视剧以正社会风气。这是什么年代啦？每一个政府干部对内的讲话都会外传成为中国表情的一部分，这表情是严峻还是和蔼，就全看政府对待言论与文化表现是否宽容。

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更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日本“幽谷”的悲剧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秘密的中层军官派系可以控制日本的内政和外交，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在国内外进行恐吓、暗杀和暴力挑衅。他们往往先斩后奏，制造事端之后再威胁上级默许他们造成的后果。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描述这一行为，叫作“下克上”，即下级制伏上级，这个词在日本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