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幸福的人都沉默，百思不得其解，问一友人，对方淡然自若地答：因为幸福从不比较，若与人相比，只会觉得自己处境悲凉。

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与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

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学生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

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怎样实践。

诚然，运动竞赛从来都是巩固国族认同的理想场合。自己国家的选手得胜，自然会满感骄傲；就算败了，也能在那难过的瞬间体会到“小我”和“大我”的融合。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有关了。

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联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就和姚明的那个传说一样，它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一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天灾与人祸，这套二分模式是我们感知意外灾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们应对灾难的思考习惯；然而它未必就是我们预防灾难和解决灾难遗害的最佳反应，它甚至还会阻碍大家防灾救灾的工作。面临灾难，我们唯一该考虑的就是风险的管理……

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里说过，她们当前活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看这些发避孕药给女工的工厂，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虚。把工人的身体当作纯粹的生产机器，这是无良资本家及管理者的惯技：以男人的身体标准要求女人，则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女工何罪？竟连最私己的生理现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诉无门，无法可依。看来除了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首先因为这部作品牵动人的情感,无疑,这完全是精神感受的最高形式,但是它毕竟首先动心弦,而不是诉诸理智。……因此,“难以置信”“异乎寻常”“前所未有”“无法仿效尚无先例的这些赞语便成了那些理解水平欠缺然而又喜爱这部影片的批评者的惯用语，他们几乎都意味着不做解释，仅仅用天才杰作一类的泛泛之词敷衍。

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

斯坦想让他说清楚如何才能实现看上去似乎遥不可及的销售目标，桑尼给出的是含含糊糊、自吹自擂的答案。一般来说，公司需要进行研究，找出它们营销所针对的受众群体的规模，然后测算在这一群体中，有多大比率真正有希望转化为顾客。但桑尼似乎完全没有这样的基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