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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从一个中心逐渐散步到外围地方，而是在一个时期中，许多不同地方满天星斗般各自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然后产生彼此之间缓慢却复杂的互动交流。

郑州商城挖出过一个最惊人的作坊及其垃圾堆，那就是“人骨作坊”。那是做骨器的地方，只不过使用的材料是大量的人骨。大陆的史学家就是以这个发掘结果证明奴隶制社会的存在，铁证如山，如果不是有大批命如草芥的奴隶，哪来的人骨材料，哪来的人骨作坊？

宋朝之后，士人兴起，除了皇室之外，士人拥有最多的资源，更是社会的核心。因科举制长期积累的影响，土人掌控了集体价值的决定权。因此，士人相信什么，不是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程朱、陆王之争”愈演愈烈，有其难解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将农业出现之后的社会阶段归纳为奴隶制社会，是有道理的。在战争、掠夺、屠杀的行为中，人逐渐学会到，掠夺一个部落，出了农产储存、剩余农产品之外，还有另外一项更有用的储存，那就是人力。

西安半坡遗址最早挖到的是东北角的一个居住遗址，大概是六间居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没有社会组织的概念，这个遗址的发掘很可能就止步于此。因为有社会组织上的关怀，想要弄明白这六间房子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组织安排下产生的，所以扩大发掘，最后挖出了一个将近五万平方米的大聚落。在这个聚落中，房子不同，其面向及房子间的分布距离都各有不同。

这简直是个了不起的侦探故事。靠细心搜集资料，聪明敏锐的推理，阎若璩破获了一柱历史悬案。不过这个伟大的侦探阎若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远超过《古文尚书》的真伪判断。他开了二扇门，或者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考据一事，表面上还是原来那个学问，骨子里却完全不同了。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从事考据之人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假设，已非同以往。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看，一般来说，屈身葬的墓葬当中发现陪葬品的概率远高于直身葬。通常对特殊的人，会在他死时多做些努力，用比较复杂的下葬方式标示他的特殊性。表达特殊性的另一种手段是陪葬品。墓葬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凭借下葬的情况去推演其社会及文化意义。为什么选择这些东西陪葬?为什么放在这里?

傅斯年在德国所受的学术训练，和中国传统考据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研究历史要从研究古文字和古语言开始。对古代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就是philology。

在能够用古希腊文读《荷马史诗》之后，他产生了一个当时几乎没有人同意的强烈信念一一他认为史诗中的这些内容不会是荷马或历代吟游诗人凭空创作出来的。

学历史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探究how和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苏秉琦先生所提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从一个中心逐渐散布到外围其他地方，而是在一个时期中，许多不同地方满天星斗般各自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然后产生了彼此之间缓慢却复杂的互动交流。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