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其结果,国民党政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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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被普遍认同的人类幸福要素,对每个人都适用。比如,友谊、健康、社群归属、用自己的智慧迎接挑战,以及能掌控生活的感觉等,这些都是幸福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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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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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的组织力和生命力的强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克服危机和回应挑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组织更新与调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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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文斗”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武斗”。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画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薺介石得出的结论亦相似。他说,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此也足见中共的组织运作技巧给蒋介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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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汪精卫公开声称:“国民党的政权,是费代价而来的,谁个不愿意,也须费点代价,想政府无故而让,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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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党员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对党的信仰是否坚定,借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改组时,几乎照抄俄共党章,唯独未采纳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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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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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和党部对行政机关的统制,是确保和强化执政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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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发现国民党党章基本上是照抄俄共党章,而中共党章却比俄共党章规定得更细密,更严厉。俄共党章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四条,而中共党章中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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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孟武承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而薄弱的原因不在于国民党不想博得社会全体人民的欢心,反而在于国民党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的意思,结果反而一无所获。萨孟武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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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人人可以自由入党。大多数党员平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与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党组织很少有事找党员,党员也很少有事找党组织,多数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工作调动时不转移党籍,违法乱纪时不受党纪惩处。人称挂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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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当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了军政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