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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平民可以成为合法的军事打击目标”这个想法并不新鲜。三年前，也就是1942年，约瑟夫·斯大林就告诉过温斯顿·丘吉尔，英国轰炸机应该瞄准德国的住宅和工厂。

回到基地后，用某位地勤人员的话来说，他们有时不得不“冲洗”罗斯炮塔（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尾炮塔机枪手专用的敞开式玻璃罩，由罗斯兄弟公司设计）：要冲洗的不是呕吐物，而是机组成员的血肉，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中丧生，飞行员载着他们支离破碎的尸身返航。1

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几乎没有人愿意准确区分平民和士兵、德国文化和纳粹主义了。很少有人有时间去设想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

犹太社群对德累斯顿的影响和对维也纳的影响一样深远。这座城市因各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而繁荣兴盛，他们很乐于成为这个城市的重要组成。当纳粹禁止犹太人继续从事任何学术研究时，他们非常清楚这么做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内部文化流放，对准这个群体最敏感的神经。从那时起，“非人化”的后续程序就开启了。

格尔尼卡带来一种哲学，即把攻击队古代诸神之列，就像宙斯从天上劈下雷霆，而那些地面上的人根本无法自卫。唯一真正理性的回应是宿命论。在探讨此类袭击的国际合法性时，德国人与其他人一样，对能够破坏士气的袭击最感兴趣因为如果平民觉得这些精心策划的袭击具有超自然力量，那么他们就会认定自己的国家很快就会投降。

曾有一段时间，施托施马戏团的特色不只是精彩的动物表演和活力四射的小丑表演，还有定居于德累斯顿的技艺高超的中国及日本杂技、杂耍演员。但是，同所有其他艺术和娱乐领域一样，马戏团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屈从于纳粹的淫威。一开始，纳粹谴责他们是“犹太马戏团”，因此国际演员的名册被大幅缩减。28

但丘吉尔并不需要斯大林的任何告诫：在英国高级指挥官和政治家的认识中，总体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在斯大林公开表达他的观点之前，像英国首相的科学顾问彻韦尔勋爵这样的人就坚持认为，对德轰炸应以“清扫”大城市人口为目标，这样做能让整个德国工业和基础设施陷入瘫痪

与之对应，希特勒对现代主义的憎恨也在他的演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德国人不想查阅那些空洞矫情的入门指南来解读这些梦魇般的、扭曲的现代主义绘画，也不想知道那些创作者的“病态大脑”里到底装着什么。即使在即将开战时，希特勒也认为自己首先是艺术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他就是这么告诉英国大使的。

这时本来一直规律地打字记录的书记官犹豫了会儿，不知是不是按错了键，又退回去重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