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是一种结果,它可以被接受;但平庸不是一种价值,它不能被追求。
徐涛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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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其来处,便不知其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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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注意力被层出不穷的热搜占据,而话语却被片面偏颇的风评牵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总是以“现在网上都说……”开启话题。我们很难突破“信息茧房”,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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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初入社会,第一份工作尤其重要,因为它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一个人对社会的理解,甚至决定了一个人对未来人生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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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帝王都为如何长治久安操碎了心:加强了国防,军头就造反了;压制了军头,外敌又入侵了;让兄弟当军头,他的兄弟就篡位了;拉妻子一家入伙,结果外戚干政了;用朝臣压制外戚,朝臣却独揽大权了;用宦官压制朝臣,宦官又把持朝政了。总之,清朝以前的王朝,就在这几个危机之间打转,不是遇上这个,就是遇上那个,最终不是亡于这个危机就是亡于那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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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的好友龚自珍认为,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其实还有一个“衰世”。在这个“衰世”中,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如此之多的掣肘,真正的人才无法出头,无法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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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比“没必要”,“不要多事”才是更重要的心理动因。对于几乎所有的封建官僚而言,“无事”就是最大的好事,一切保持原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久而久之,“无为而治”就成了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至高境界。基于这种理想,官员最好的策略就是躺平,谁主动揽事就是无事生非,就是跟大家过不去,就应该被全体官僚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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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该如何度过?金庸答曰: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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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束缚一个人的思想,恐怕没有什么比“最后一次”更有力度。它往往会挤占一个人所有的心智,让一些原本很有智慧、很清醒的人,也在它面前变得患得患失,乃至动作变形,做出一些自己会后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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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种英雄,不是不敢牺牲,而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他们要留着有用之躯做可行之事。他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更看到了其中的哪些问题是眼下改变不了的,批评议论除了给自己挣得一个良心的美名,于事无补。所以他们沉默,但沉默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既有的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阻力,于可行之处发力,推进社会的进步,缓解民生的疾苦。“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一个民族也需要这样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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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是需要英雄的,如果我们执着于寻找英雄的瑕疵,并本末倒置,达到贬低甚至否定英雄的结果,就是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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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身处其中的人觉察不到,意识不到自己正在享受时代红利、国家红利、平台红利,而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把一切成就视作个人努力的结果,乐观地认定这一切都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只有当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的何等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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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途径导致极度的“内卷”,极度的“内卷”倒逼严苛的规则,严苛的规则催生变态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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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存异,正是形成共识、达成合作,乃至建立良好关系的至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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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的品格、敏锐的眼光、丰富的执政经验、务实的行政风格……林则徐具备了一切能臣良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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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的真正精髓是什么?其实用八个字足以概括:兼容并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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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重要的“建设”任务,是在原住民心中注入西方式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过上西方式消费的生活,以便更好地接受倾销,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倾销品胜过本土产品。这就叫作“消费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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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非常敬佩那种能成事的人。有许多人做事只满足于“完成”,也就是把事做到能交差的程度就行,下次再做还和第一次做一样。但是能成事的人还会“总结”,也就是在完成的基础上回想一下得失,下次再做就可以少走弯路。然而,极少有人能到更高级的“成事”阶段。他们不仅自己总结,还要把总结的结果写书立传,传播出去,让所有人都少走弯路。这种“成事”叫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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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把“官吏”并称,其实官是发令者,吏是执行者。没有吏的执行,官的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这就给了吏欺上瞒下的空间,因为大多数官僚并不深入实际,也耻于深入实际,所以只能听从吏的反馈来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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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高等教育就是一国头顶的卫星。它着力观察什么现象、研究什么课题、反馈什么结论、培养什么人才,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更决定了它的前途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