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面对一件事情时，按照过往的性格和逻辑会做出的行为，这个就是命。如果事情发生后，你做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过往的性格习惯，有了很大的偏差，这个就叫运。所以运是改变，命是定数。所谓的逆天改命，逆的不是天，而是自己的本能。一个人的潜意识，如果不能上升为意识，就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引导你的一生成为你的命运。

平庸是一种结果，它可以被接受；但平庸不是一种价值，它不能被追求。

我们的注意力被层出不穷的热搜占据，而话语却被片面偏颇的风评牵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总是以“现在网上都说……”开启话题。我们很难突破“信息茧房”，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不知其来处，便不知其去处。

人生该如何度过？金庸答曰：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想要束缚一个人的思想，恐怕没有什么比“最后一次”更有力度。它往往会挤占一个人所有的心智，让一些原本很有智慧、很清醒的人，也在它面前变得患得患失，乃至动作变形，做出一些自己会后悔的事情。

而另一种英雄，不是不敢牺牲，而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他们要留着有用之躯做可行之事。他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更看到了其中的哪些问题是眼下改变不了的，批评议论除了给自己挣得一个良心的美名，于事无补。所以他们沉默，但沉默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既有的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阻力，于可行之处发力，推进社会的进步，缓解民生的疾苦。“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一个民族也需要这样的英雄。

但是那些身处其中的人觉察不到，意识不到自己正在享受时代红利、国家红利、平台红利，而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把一切成就视作个人努力的结果，乐观地认定这一切都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只有当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的何等可贵。

单一的途径导致极度的“内卷”，极度的“内卷”倒逼严苛的规则，严苛的规则催生变态的应对。

求同存异，正是形成共识、达成合作，乃至建立良好关系的至高智慧。

当然，更重要的“建设”任务，是在原住民心中注入西方式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过上西方式消费的生活，以便更好地接受倾销，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倾销品胜过本土产品。这就叫作“消费驯化”。

一国的高等教育就是一国头顶的卫星。它着力观察什么现象、研究什么课题、反馈什么结论、培养什么人才，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更决定了它的前途和命运。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尽力地去看了，但看不清、看不懂，也看不透。

今天我们常说，越无知的人越固执，越有种莫名其妙的勇气。其实，单方面的知识架构和信息投喂比无知更可怕。无知的人在碰壁之后尚有机会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陷入“信息茧房”的人被单一的知识塞满了脑子，只会用单一的知识去硬套眼见的一切，从而得出片面的结论，却不会怀疑自己有错。

当时的日本，左手捧书本，右手持刺刀；用书本展开文化侵略，用刺刀展开军事侵略；书本为刺刀找借口，刺刀为书本抢地盘。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年轻人初入社会，第一份工作尤其重要，因为它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一个人对社会的理解，甚至决定了一个人对未来人生的期许。

中国历代帝王都为如何长治久安操碎了心：加强了国防，军头就造反了；压制了军头，外敌又入侵了；让兄弟当军头，他的兄弟就篡位了；拉妻子一家入伙，结果外戚干政了；用朝臣压制外戚，朝臣却独揽大权了；用宦官压制朝臣，宦官又把持朝政了。总之，清朝以前的王朝，就在这几个危机之间打转，不是遇上这个，就是遇上那个，最终不是亡于这个危机就是亡于那个危机。

林则徐的好友龚自珍认为，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其实还有一个“衰世”。在这个“衰世”中，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如此之多的掣肘，真正的人才无法出头，无法有为。

中国的教育不能走极端，必须“学习先进”和“保护国粹”并重，“一以导国民之进步而采他人之长，一以固国民之团力而存一己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