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实力做后盾时，苏代的意见是一种当头棒喝，当没有实力做后盾时，任何意气轩昂的陈词都足以坏事。

太浓的忧患意识使人变成惊弓之鸟，太淡的忧患意识使人麻木不仁。中国人分趋两个极端，使灾难更惨重，更难摆脱。

只有萧何，直入宰相府，收集山川地图和人民户籍档案，妥为保管，借此了解天下险要关卡、财富和人口分配多寡

中国传统的史学家，习惯于这种僵硬的机会教育。于是，事实不重要，意识形态才重要。管城不重要，缩高、安陵君的言论才重要，历史不成为历史，而成了儒家学派的传道书。

吴起何负于鲁国？被疑逃亡。何负于魏国？又被疑逃亡。何负于楚王国？更遭杀身之祸。吴起的遭遇，正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心直口快，胸无城府，却既有能力而又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赵奢指出：“法律力量削弱，国家力量也跟着削弱。”这话说于公元前三世纪。想不到公元后二十世纪，还有些当权人士，咬定法律并不重要，官僚和政府的形象才重要，不惜于破坏法律，去维护面子。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而专制封建下的政治，斗争不但无情，而且血腥。

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假如一个字就是一个细胞的话，我们终于看到《资治通鉴》所有细胞都已再生，再生的时间，恰恰十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诚惶诚恐，呈献在爱护和信赖我们的读者先生之前。

聂政的姐姐聂嫈听到消息，赶到首府平阳（山西省临汾市），抚尸哀哭说：“他就是轵邑深井里（济源市东南十五千米）的聂政，只因为我这个姐姐尚在人间，恐怕连累我，才忍心重重地自我毁灭。弟弟啊，我怎么会贪生怕死，使你埋没英名？”就在尸旁，自杀殉难。

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种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

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次改朝换代式的战乱，十年之间，即行结束。以后，中国人就再没有这种好运，每次改朝换代，杀戮惨剧，都会超过十年。

我了解，我所听到的那些捧你场的话，都是你拿钱买来的。”于是下令把阿邑城主以及平常赞扬阿邑城主的一批鲨鱼群，全都用大锅烹杀。全国大为震动，官员悚然戒惧，不敢再弄玄虚，大家改变态度，认真做事。齐国大治，成为强国。

教条派的学者，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强塞进一个预定的模式之中。然而孟轲对于死不认错的痛心指责，两千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不陌生。

世人只注意强者的不信不义、凶暴残忍，忽略了弱者往往更不信不义，更凶暴残忍。

由此看来，国家的安危，在领导人的品德，不在山川的险阻。如果主上不为国家尽责，恐怕现在跟主上同船的亲信，到时候一个个都成了敌国。

《夏书》有句话：‘一个人屡犯过失，结下的怨毒不在明处，不能因为看不见就粗心大意。’大人物能在小事情上谨慎，才能避免大的忧患。

平常日子，观察他亲近些什么人？有钱之后，观察他把钱用到哪里去？做了高官，观察他推荐些什么贤能？贫贱的时候，观察他是不是有所不为？穷困的时候，观察他接受不接受不义之财？

盖辩论的意义，在于使类别分明，不相侵害，使道理清楚，不相紊乱。提出原则，显示它的目的何在，要大家一目了然，免得迷失。胜利的一方，不失去他的主见。失败的一方，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在这种情形下，才可以辩论。假如只靠名词定义之类词汇的堆积和美丽抽象的理论，来咄咄逼人，引用灵巧的譬喻转移方向，引导人们堕入他所预设的五花阵里，最后简直忘了主题。这对正规的思考力的训练，有严重伤害。有些人一旦发言，言辞锋利，纠缠一团，一直纠缠到大家都不说话了，他才最后闭上嘴巴。这种争论，对君子而言，已造成困扰，我不愿参加。

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三十年宰相，可是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