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写《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一样，他相信只有死亡，才能以其最的征服确定一个人生明白无误的特性（即本真性）。他在1963年写道：正是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逃避各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再承受它们把切人拉平的影响，从而与他自己融为一体。随着死亡缓慢的、半隐半现但已清晰可见的临近，愚钝庸俗的生命终于变成一种个性；一条黑边隔离了它，并把自己的真实性风格赋予了它。

德里达的第二条战线要广阔一些，也更有趣一些。他指出（如米歇尔·塞黑所做过的那样），福柯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非理性观的论述，同尼采关于古希腊人对狄俄尼索斯要素的迷恋的论述，似乎如出一辙；随即，他对这些显然具有神话色彩的历史方法后面的“历史—哲学动机”提出质疑，指出：“写作决策、划分、差异历史的尝试，总要冒险把划分解释为由某种原始存在的同一性导致的事件或结构，从而确认形而上学的基本效能。”

至於我的動機，那很簡單，就是好奇心，一種絕無僅有的好奇心，它是值得人們去加以滿足的，哪怕執拗一點也行。這種好奇心毋寧是要讓人們擺脫他們自己。當今的哲學，如果不是關於它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又該是什麼呢？而且，如果哲學仍只在乎證明人們已知的事物有理，而不在乎去弄清楚怎樣和在什麼限度內有可能用異樣的方式思考，它又能是什麼呢？

施虐一受虐淫性活动提供了一个深奥的但可能卓有成效的自我分析手段，一种“心理採求”的方法。在它的终极处，折磨变成了狂喜，一种给人以色情痛苦的性活动又使某种“基于神秘体验的消极神学”成为可能，使一个人得以（用巴塔耶的话来说）“勇敢地直视死亡，并在死亡中看出一条进入不可知且不可理解的连续性的通道”。

福柯的主要论点出奇地简单、梦、是“世界的延生”，是“存在本身的本源”。所以应该对梦进行探讨，但不是把它作为有待分析的心理征候，而是把它当作解管存在之迷的钥匙正如安德烈・布勒东（ AndreBreton）及超现实主义者自1920年代起就一直主张的那样。

巴黎人有理由记住这一时刻，因为他们这时所目击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生的结束，而且是一个时代的消逝——那是一个哲学家被认为是希望之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