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的生活并不总是意味着节俭——罗伯逊一家穿的是150美元一双的真树牌迷彩皮靴，他们的皮卡车可能比宝马还要贵——但它确实标志着奥巴马时代占据上风的有关种族和性别的进步价值观遭遇了强劲的政治阻力。不久之后，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美国的城市居民将会意识到，这些节目中尖锐的幽默之所以受欢迎，不是因为它们奇特，而是因为它们非常普遍。

这种在监管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自由转换的模式比她所知道的还要普遍。追踪天然气热潮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从2007年到2016年，宾夕法尼亚一共有37人从公共部门跳槽到了私营企业。公立机构很难留住高技术人才，因为他们给的薪水不高。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会去企业工作。

肯德拉研究了一下检测方式，以弄清事情的真相。她发现，实验室把检出限从10毫克/升提高到了20毫克/升。因此乙二醇的含量比新的检出限低，报告上就没有把它列出来。这把戏看起来多么高明啊！在肯德拉看来，这意味着更改报告隐瞒水污染的实验室也存在过错。

事情并不只是收集证据这么简单。在一个如此复杂的案子中，胜负也取决于谁讲的故事更好，谁能够使法官或者陪审团相信，他们的主张更有事实依据，哪怕只是获得51:49的微弱优势。史密斯夫妇取胜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所有这些证据清晰地表述出来。一连串陌生的化学品、互相矛盾的描述、包括孩子在内的原告，这些都使这个案子不好理解。

这房子感觉像是一只内脏被掏空的动物，动脉和静脉都被扯出来了。

环保局的调查员特洛伊·乔丹曾经对斯泰茜解释说，接触硫化氢等有毒物质之后情况恶化的一个征兆，就是再也无法感觉到它们的存在。能够闻出硫化氢的气味，说明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在起作用。而当身体无法发挥这个作用时，表明人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嗅觉疲劳。这种现象本身无须担忧，但是在吸入物有毒的情况下，嗅觉疲劳使他们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斯泰茜和孩子们将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必须离开。

他（哈利）认为山脉要为自己不再热爱集市以及不再热爱生活负责。

肯德拉的思路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跟上。有时她正沉浸在数据中，会蹦出几句满是化学名词的法律术语，在语速如此之快的时候，听的人一不留神就会被远远抛在后面。作为一名聪明的与谈者，约翰会把肯德拉复杂的论点翻译一遍，这样法官或者未来的陪审团，就能听懂她说什么。他还利用妻子的调查发现，为即将到来的证人陈述准备问题。

岩石一旦在压力和液体的作用下开裂，黏土颗粒就会撑住这些刚形成的缝隙，这样天然气就能顺利升至地表。但是升上来的并不只有天然气：压裂法中使用的水和化学物质有10%到40%会回流至地面。同时升上来的，还有放射性物质（既有天然的，也有人工合成的），以及四亿年来未见天日的细菌。

在海外战区和不稳定地区钻探了几十年的油气行业已经惯于应对政治风险，计算关于战争和动乱的不稳定因素也是生意的一部分。在美国本土开采的一个好处是，石油巨头们可以预见更稳定的政治关系。可是基层对压裂法的反对却威胁着这种稳定。这种反对可能改变舆论，而在一个民主国家，改变舆论则意味着有能力改变投票结果和法律。

肯德拉在分析报告方面有一个优势，她可以直接看懂原始数据，而不必完全依赖当事人拿到的那份总结报告。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原始数据中包含了水中发现的所有物质，不会像检测报告那样被操纵。列出的一连串化合物令人头晕目眩，肯德拉可以轻松地将其中许多归为一类，然后继续往下看。但她追求的是精确度，而精确则需要细致的分类。

每个人在赛场上都会犯错，但是犯错并不会打败你的队伍。只有当你犯了错却总是耿耿于怀的时候，你的队伍才会落败。

肯德拉面临的最严重的制约因素都和时间有关。“当人们谈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时，我从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平衡’这个词。”她对我说。

联邦法院距离环保部的总部只有几个街区，后者办公楼的石头门楣上刻着蕾切尔·卡森的名字。那天，在听证会进行的过程中，史密斯夫妇感觉到，卡森的精神遗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殆尽。

签约并不仅仅和金钱有关。斯泰茜还把它看成是一种爱国义务。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她厌倦了美国政府为争夺石油一次次派兵海外。

在山顶废料池那里，工人们身穿化学防护服，头戴防毒面罩，正将819磅重的液体致癌物和杀菌剂倒入污泥中，以控制细菌爆发。而就在几百英尺以外，女人们只穿着T恤衫在户外干活。这种杀菌剂名为丙烯醛，高度浓缩后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

“作为一名女性，在这个位置上你必须十分小心，”她说，“在寻求帮助之前，你必须忍耐一下，别人才不会认为你是在打女性牌。”

从这些专家身上，肯德拉学会了以下三句箴言：“不要急于下结论。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永远不要想当然。”

这不仅仅和结束战争有关。拥有国内能源，对于重振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恢复和睦镇昔日的繁荣都有帮助。她听新闻报道说，天然气产业能使这一地区的工业重获生机，这让她想到父亲和那一辈人的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