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原则，或者说第一原则，就是对称。

我们依然有负重前行的人生，依然有精进解脱的执念，但若当我们陷入困境，能看一看这幅前人所描绘的“巨碑山水”的时候，我们也许能感受到宇宙的稳定和包容，能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和谦卑，就像范宽隐藏在树叶中的名字一样：人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人生，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当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即是一切。

艺术的开始，其实是个意外。但在这些所谓意外的背后，却有着人类独有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国古代礼制的开始，就来自我们日常的一餐一饭。只有吃饱喝足了，礼仪礼节才会成为人们下一步的追求。

为了让这项浩大的工程不出差错，秦国当时沿用了战国中期就开始采用的“物勒工名”制度，就是在兵马俑的身上写下制作工匠的姓名，以便审核验收不过关的时候，可以进行追责。

陶器的烧制训练了人类把握火候的能力，从而为后来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奠定了基础；而陶器上的纹饰和物象以及各种造型的出现，也反映出原始人类在绘画和雕塑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

“尘世即蓬莱，人生若宇宙”，才能做到在大喜大悲面前，毫无惧色。

既有宏大的场景构建，又有细节的翔实铺陈，张择端笔下最为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用最简单的笔墨线条描绘最幸福的日常。

百年世事兴亡运，青山数家，渔舟一叶，聊且避风尘。

元朝艺术走向的另一端，就是文化的世俗化。

艺术家一定是经过很多次研究和尝试，才能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过渡到艺术世界里的完美。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艺术，才有机会把历史的横截面如此细腻、详尽地刻画下来。而通过这些艺术作品，我们得以窥探到画家和画中人既复杂又深刻的内心，最终感受到在那些我们不曾走过的茫茫岁月中，那些独属于人的温度。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徐悲鸿就是利用这黑白灰的切换，开创了国画新的未来。

人生若觉无用时，不如读读黄公望。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

明代把元朝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阶段的，是“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

郑板桥用写书法的方式来画画，一生只画兰、竹、石。他说他画的是“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可见，他是在托物言志。

唐代著名画家、政治家韩滉创作的《五牛图》。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质画作，也是代表唐代花鸟畜兽画的最高成就之一，其价值不言而喻。

相比于前人，郑板桥提出了自己的“画竹三段式”：从画“眼中之竹”，到画“胸中之竹”，再到画“手中之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