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北魏孝文帝改制后，北朝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已不逊色于南朝；考课、选官、文教、法律、监察、中央官制和地方控制各方面都显示，北朝集权官僚政治，全面复兴而蒸蒸日上，甚至青出于蓝。

在北方，“民族”成了分配权势的主要尺度，形成了“异族皇权—部落贵族—国人武装”体制。

其实我们知道，“自然的经济增长”会自然地使大多数人受益；得把自然增长的部分扣除了，才谈得到政府的作用；得把政府的义务扣除了，才谈得到政府的功劳。

战国秦汉官僚制化的历史运动，冲破了传统等级秩序，位阶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候有两个新事物最为重要：一是军功爵制，二是禄秩。

战国变法使法典法规、文书图籍、档案簿记之类，变成了帝国行政的基石。

宰相”在古代大多数时候不是正式官名，而是一位或数位执政首脑之称，哪些官职可以看成宰相，是因时而异的。按祝总斌先生的意见，同时拥有议政权及监督百官执行权者，就是宰相。

军号与散官这两种品位，本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在“双授”制度下，两条进化轨迹奇妙地重合了！“双授”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军功新贵的再度崛起，他们不再满足于占有军号，进而问鼎文散官，将那文化士族的昔日身份标志，也强行据为己有。中古“文武清浊”的品位秩序，被决定性地突破了。

六柱国或八柱国之制，应是对鲜卑六部或八部大人旧制的比附；而府兵军士都得改成军府主将的姓氏，也有模拟氏族传统和部落兵体制的意思——具有胡化的意义。

农村公社超越了血缘性的氏族公社，具有地域编制的意义；其中实行“井田制”，土地定期重新分配，可见它仍带有一定“公”的性质，故称“公社”。

中华帝国的典型政治形态，是专制君主与官僚政治的结合，而不是与士族政治的结合。

汉武帝实行均输、平准之法，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辗转发卖各地的贡物以营利，直属大司农。王莽变法时，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置了五均司市师，以管理市场、买卖货物、平抑物价。这种统制性的财政政策，在东汉开始退缩，盐铁官转属郡国，均输之事废罢；大司农下属仍有平准令，但其职责仅仅是“掌知物价”，已不事商业经营了。

江左的最大权势者是文化士族，而北朝的最大权势者是军功贵族。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由

北方异族政权受传统束缚较小，守旧意识较淡，规划制度时经常以意为之，不惮于“标新立异”。那“标新立异”最初只是一种制度畸变而已，然而到了一定阶段，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制度活力。北周大规模复古改制，舍魏晋三省，全面实行《周礼》“六官”，使十六国北朝的制度“标新立异”达到高峰。

三公及其诸曹的分科，比昔日相府诸曹的分科有所进步；列卿体制未能充分摆脱君主家臣的色彩，公府诸曹的设置则合理多了，至少没把驾车的人也算成一曹，像太仆那样。

东汉统治者的“经术”和“吏化”兼综并用，等于是向汉宣帝“霸王道杂之”路线回归。

二十等爵最初是军功爵，是面向军功势力的，在“文—武”视角中明显向“武”倾斜；与宋明清的主干品位——科举功名相比，历史前后期的文武轻重变化，就显示出来了。

凡此种种，都是官府通过税收提取资源的能力大大下降的结果。让官员直接占有人手和经营职田，就将淡化其行政雇员意识：他行政服务的报酬，反而靠他自己经营，靠自己去挣。政府直接经营便意味着政府的异化：说明它由行政机构变成了一个“生活组织”。

秦汉行政制度，与唐宋明清相比当然还很粗糙原始，但从同一时期的世界史范围看，它首屈一指。比起同期另一些政权，它为境内居民提供了较多的秩序和安定。帝制两千年的政治制度，在大多数时间中保持着其最基本的结构性特征，而秦汉王朝有垂范奠基之功。

爵、秩的并立与疏离，凸显出了早期帝国的政治二元性：先秦身份制、贵族制传统仍然发挥着可观余热，同时初生的官僚体制也洋溢着虎虎生气。这种结合了传统因素和变革因素的二元性，适应了秦汉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很可能就是秦汉帝国蓬勃政治活力的来源之一。

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只有与“官场”建立联系之后，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