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多数玄学家都不反对君主制——作为士族，他们也得依赖君主制和官僚制才能生存——但其推崇的，既不是汲汲于法律刑名的法治式帝王，也不是汲汲于礼乐教化的礼治式帝王，而是清静无为、心在山林的道家式君主。我们认为，这种政治理念对专制官僚政治，会起到软化和腐蚀作用；“无为君主论”的深层话语，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放纵。

中华帝国的典型政治形态，是专制君主与官僚政治的结合，而不是与士族政治的结合。

江左的最大权势者是文化士族，而北朝的最大权势者是军功贵族。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由

第一，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

在列国争霸中秦国后来居上，并不全在秦兵强悍，更在于秦国打造了一架精密而高效的行政机器，拥有训练有素的法吏和完备严明的法制。

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公文书，其体裁有“策”，是用来封授褒奖的；有“制”和“诏”，是用来发布政令的；还有“敕”，这种文书具有告诫、督责、敦促的性质。至于臣下的文书，向皇帝陈事谢恩的叫“章”，专门用于陈事的叫“奏”，用于陈情的叫“表”，用于议政的叫“议”，各有其名。

选官上的特权问题，首先是一个皇帝与官僚的政治合作与权势分割的问题。

汉灵帝进而把一批要州刺史之职改为州牧，秩二千石；若以宗室或九卿担任，则为中二千石。由此，州牧逐渐变成了郡守国相的上司，郡县两级制开始向州郡县三级制过渡。

无论如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常态”，这个“常态”是秦汉帝国所奠定的。

东汉魏晋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关系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而北朝却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将之重建和强化了；当唐朝大土地所有制再度发展、均田制趋于衰落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它们是皇权和帝国的柱石——先已矗立在那里了。换言之，从土地关系变迁看，北朝的均田制也许只是个曲折；但从政治发展看，均田制和三长制，却是北朝隋唐中央集权重新振兴的必要环节。

这种思维方式，可称“制度浪漫主义”和“制度唯美主义”。它是从象征意义而不是实用意义上思考制度的。

汉儒的政治浪漫主义，在西汉末掀起了一个“奉天法古”巨大浪潮，迎来了王莽的复古改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变法，其中王莽变法鹤立鸡群、不同凡响。它是汉代儒学的内在倾向性的一种极端化表现。

魏晋以下，“律”的内容开始集中于刑律，“令”则用于容纳行政法令。“律”与“令”的分化，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

分封虽与大一统背道而驰，却非项羽个人所能左右，而是历史的必经曲折。同时项羽的分封，既不以列国的旧主与旧土为据，所封也非项王的亲族姻戚，而是按各起义将领的实力和战功来分封——时代毕竟是变化了。

封爵标准是“亲亲”与“褒功”，这也含有双重意义：“亲亲”以优待皇亲贵戚，“褒功”则强化了新兴的功绩制度。

所谓“胡汉杂糅”，就是胡制和汉制错杂交织；所谓“胡汉分治”，就是对胡人和汉人采用不同行政编制，通俗地说就是“一国两制”。

战国秦汉官僚制化的历史运动，冲破了传统等级秩序，位阶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候有两个新事物最为重要：一是军功爵制，二是禄秩。

军号与散官这两种品位，本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在“双授”制度下，两条进化轨迹奇妙地重合了！“双授”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军功新贵的再度崛起，他们不再满足于占有军号，进而问鼎文散官，将那文化士族的昔日身份标志，也强行据为己有。中古“文武清浊”的品位秩序，被决定性地突破了。

那些不同倾向，主要是注重德行的“以德取人”、注重吏能的“以能取人”和采用考试的“以文取人”。最终是“以文取人”，成了察举制的变迁归宿。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有句话说得很好：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