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关系中，他们的精神领袖则受到信徒的高度尊重与支持。一次，那个天主教团体的领头人的婆婆在教徒聚会中甚至表达了对媳妇衷心的敬佩。当我向信徒们问起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时，他们说，他们在自己人中相互是教友，他们之间的关系时‘神亲’。这是村里出现的新名词。

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许多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自己找婆家”之后，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住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的空间，同时还包括社会空间；在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因此，分析下岬人家庭空间的变化，就不能局限于将这种变化看作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是要将它看作私人生活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个男人告诉我，他和他老婆原来在一个队里，好几年都是朋友，但没有超过这层关系。一次大伙儿到部队开会，会前一起聊天，他说，如果以后自己孩子如果功课不好的话，他就要把他们赶出家门。突然，后来成了他老婆的那个女孩脸唰地一下子就红了。她的女伴们也开起了玩笑。那一刻，这人意识到女孩喜欢上了他，愿意和他成家过日子，所以她才会脸红。

下岬村的住宅装修热正是在阶级差异和个体差异这两个层面上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局限。这也是说，下岬村民是将过去唯精英阶层才具备的私人空间及个人隐私的观念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并以较为平等的新型私人空间安排取代了过去的等级化空间关系结构。通过营造专属自己的一方天地，村民实际上参与了私人生活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

对于村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渗入基层社会，而是政府能为他们做多少事情。一个不断干预基层社会的政府或许能够为人民提供各种服务，因此有可能被视为好政府；相形之下，一个不闻不问的政府可能被看作是既不负责又无能的。……因此，许多村民抱怨说，国家当初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现在却抛弃了农民。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总会有依赖父母的子女与控制子女的父母，不管这个社会在择偶方面的观念如何。在一些情况下，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是根本原因，因为结婚的费用很高（参见第五章）。所以，期待父母在儿女的择偶中完全不起作用是不现实的。

什么都不记得最好。不管怎么样，一切的战斗都是在想象中进行的。那才是我们的战场，我们就在里面战胜，或败北。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存在，终究要败下阵去。但就像海明威看破了那样，我们人生不是看胜利的方法，而是看失败方法来判定最终价值的。

人们都以为，路有许多条，而自己可以任意选择。或许说是憧憬选择时的瞬间更为接近。我也是如此。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并且可以用清晰的语言来表达。其实道路总是定好的，是由每天的呼吸、眼神、日复一日的岁月自然而然决定了的。这绝非宿命论。于是才有了现在的我，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在屋顶的水洼，在数九岁寒中，守着盖浇饭躺在地上遥望夜空。这一切，细细回味，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然而，这里的情况却与经济发达地区不同。在城市或者是发达的乡村地区，商业化的空间，比如舞厅、保龄球场、餐厅、咖啡馆等，已经取代了过去由政府控制的公共空间。但是下岬却还没有这类新的社会空间。因此，在公共生活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村民也只好待在家里打发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等就变得更加重要。

我多次问年轻人，为什么他们在索要彩礼和嫁妆时那么坚决，那么不管不顾，他们一概回答说，他们努力干活，给自己的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们要的不过是这么些年来自己的劳动所得。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年轻人并不认为他们通过彩礼与嫁妆或者分家得来的那部分财产是他们拿了家庭财产中的一份，他们觉得那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财产。

我并不认为李家媳妇真的是在以受虐妇女的名义与公公作斗争，我们更不能把她关于婆婆让她来惩罚公公的那番话当真，可很显然，她对家庭内人际关系的准则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她也明白自己有权利反抗压迫性的父权。当老李将家庭争端拿到村干部那里评理时，她也很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并且以此赢得了村干部、乡亲特别是她丈夫的支持。这里的重要含义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下岬村的妇女不仅能摆脱公婆的控制，还能够重新塑造性别关系与家庭理想。

总的来说，老一代的村民无论男女都觉得很难表达感情。上一代的妇女通常都说当众表达对丈夫的感情不好意思。而上一代的男人则认为，不和妻子多说话是男子汉气质的表现。

通过对各个家庭的调查以及同个人的访谈，我发现一对夫妇是否选择只要一个孩子，与妻子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有密切关系的。

因此，在农民文化中，性并不是个肮脏的秘密，也不是件令人羞耻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场恋爱就这样被当时浓厚的政治气氛所包围的公共场合所催化。这种激进的政治气氛同时也带有非常浪漫的色彩。Fred Blake曾经在他关于“大跃进”情歌的研究中分析过这种氛围（参见Blake，1981）。

仔细观察下岬人口的变化就能发现，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不少人改变了生育观，还有些人做出了调整。结果，一种新的生育文化正在出现。到二十世纪末，国家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开始在一些家庭便为自觉的生育计划。

“这就是我所说的‘姑娘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妇女总体上来说比男青年更有主动性。答案正如村里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姑娘在婚姻市场上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