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鱼虾贝壳沧海桑田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

我连活着都不怕，你还能把我怎样呢？

不要让绝望成为自恋的一种形式，尤其不要举着你的绝望，就像一个小孩子举着一根受伤的指头那样到处说：看，我的手流血了！我的手流血了！

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

在新海域航行碰到礁石不可怕，可怕的是船只的报警机制失灵或者船长装聋作哑。从这个角度来说，喧哗的政治比静悄悄的政治更有生命力。

量入为出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将福利视为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体责任的文化已使很多人失去了这种朴实。对于这些人来说，胖子的问题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医生的减肥食谱。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

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与北京的国子监成立时间大致相当。问题是各自都在教什么呢？中世纪剑桥大学的课程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国子监呢？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你说，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那摇头晃脑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关于这个浩瀚世界的知识缩减为“人际关系学”时，人家从逻辑、从几何、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出发，抵达现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识，有什么奇怪吗？

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塑造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

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大街上砍人。

美国记者Fareed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

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

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爱情只是伪币。

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

更少地生活以便于更好地生活，减少与生活的接触面有利于在有限的面积上精耕细作。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