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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且不必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说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人家骂了他，打了他，吸了他的血，他连找人家的家长哭诉告状都找不起。惟一合算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忍气吞声，继续让人家吸血。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困已经把棒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毎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傳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

民间谚语说：“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

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如果更细致地划分，行为边界的移动还有名义移动与实际移动之别。法律是公开标明边界，改动起来比较麻烦。实际管用的边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换了位置。套用一句哲学名言来说，＂法行故法在＂，无人防守的边界其实算不得边界。由于无人把守，实际边界便暗自移动，名义边界也会羞答答地渐渐跟上，上述四个故事里都有这个程序。

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

以鲁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称为臣民级公平，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公平。奴隶级公平没有普遍实现的证据，就是太平起义。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

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三百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一千七百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儒家经典很像我们在《大清会典》中看到的关于驿站的漂亮规定，说起来相当公平合理。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结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