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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为什么非同小可？答案是制度有刚性。这里「刚性」的意思，指的是制度安排依赖国家强制力。不是你情我愿，以大家的自愿为基础，高兴就办，不高兴就不办。制度带有强制性，不情愿也非照办不可。制度性的强制也不是一般的强制，如街上偶遇强凶霸道的那类，靠拳头或拳头威胁就「把成本强加到别人的头上」。国家强制力如诺斯说过的，不但最具规模经济的特点，还用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层层包裹起来，成为「唯一合法的强制力」。

过去收回农地农房入市权的时候，既未先行，也未先试，更谈不上审慎，说不行就不行，禁令写到纸上，全国立马生效！但是轮到农地农房重新入市之际，那可就相当隆重了，不但几经设计与审批的行试路放得很窄，且“试而不决”，“试而不行”，总丢不下那无穷的担心和忧虑。

分权、分责、分利要一体化。权责利脱节，道德风险就来了。那是说一个主体的行为，收益归自己，代价却多多少少由别人代为承担。不少现在被称为“市场经济”的体制，内藏道德风险不小，这是市场经济也时不时要改的原因。不过整体而论，叫市场经济的，比高度权力集中的计划经济，权责利之间的结合还是紧密得多。按科斯定下来的传统，经济体制的实质区分要以权利界定为基础，权利划得不一样，市场也不一样。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确权到户，长久不变——不得按人口变动调整土地——意在减免承包土地上无尽的债务，为更大规模的要素流动、转让、重组、再利用创造条件。这是包产到户改革的继续，也是比包产到户更为深刻的改革。拿不下此役，拖泥带水的土地制度必有拖泥带水的城镇化。

差不多一代人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

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近一倍，统计口径的细节差异就不重要了。从大的图像看，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

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率更快增长这个规律，为什么在中国的经验里失灵？

权利是一个自由行为的空间，或曰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受法律或习俗承认的自由行为空间。

这就是城市的能耐。城市不但容得下认为城市更美好的人，也容得下批判城市、咒骂城市、把城市生活恨得牙根儿都痛的人们。

回到土地承包年限问题，究竟按什么法律来执行呢？可以是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地承包法》，也就是“在30年承包期内，不得调整承包地”；也可以遵循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村民的民主讨论决定、由村委会办理的任何一种“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包括承包年限，也包括调整不调整土地、按何种准则调地等。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