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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跟她的儿子道别。她有个机会拥抱他,然后全心全意地说:“互相善待,爱彼此。”但是她觉得这是陷入黑暗的爱。她怀疑她从未了解她的儿媳。在这个明媚的日子里,最大的不幸似乎已经降临。她失去了她的儿子,并非彻底失去,但是他的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她的管教能力,现在属于另一个人,一个根本不了解他的人。她想起了过去的一切,希望和野心,被快乐填满的岁月,它们并不仅仅存在于回忆中。她尽量表现得很愉快,让人们都喜欢她,喜欢她的儿子。

他受到了羞辱。这是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他无法停止检视它。他试着回想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不该同意她住在乡下--那样她就不会遇到另一个男人了,他不该那么信任她。他不该如此臣服于她给予他的快乐,虽然那是不可能的,而她对他毫不关心。他知道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如果从来没有遇见她就好了,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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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完全满足于婚姻,满足于在别处根本无法找到的亲密关系。她知道,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已经变了,现在的年轻女性更加自由,尤其是在结婚前,第二段甚至第三段婚姻很普遍,而且往往也更幸福,但所有这些都与她自己的生活无关。她和她的丈夫是不可分割的。它甚至比婚姻还要深刻,但是,哦,她爱过她的父亲。她是按照他的标准和理想铸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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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销量很少。鲍姆过去常说，出版这些书是一种慈善行为，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刺激麦肯，但对于出版社的声誉而言，它们是一种重要的装饰。很少有人在大学毕业之后还读诗，所以诗人们为了出人头地所进行的斗争就更激烈了，而获得一个重要的奖项，或者一个稳固的学术地位，通常是强烈的自我推销、阿谀奉承和相互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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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不是慢慢到来的，它倏忽而至。某天还什么都没变，一周之后，一切都变了。可能用不了一周，它能发生在一夜之间。你还是同一个人，仍旧是同一个人，然后突然某天早上，你的嘴角出现了两条清晰的、无法擦除的纹路。

女人们尤其喜欢他的建议,觉得他富有同情心,但他的举止让他看起来很害羞。有一次他告诉鲍曼,他尤其钟情那些男性化装扮的女人,特别是日本女人。他喜欢女作家,甚至包括那些靠二流作品乃至政治性作品博得声名的女作家。他觉得,几个世纪以来,男人们一直占据着所有有利条件,现在轮到女人了。矫枉过正是意料之中的。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