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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苏联体制的未来道路付诸由公开性政策所引发的严肃的内部争论，拥护资本主义的精英人数就会出现惊人的增长，因为这条道路看起来是唯一能够维持甚至增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

一些原共产党官员在新俄罗斯变成了资本家，这没有逃出西方分析家们的视线。然而。它被解释成这些精英们对自己力求挽回的局面的最好利用。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原共产党精英占了资本主义群众革命的便宜。在我们看来，精英们没有必要占别人的便宜，因为他们正是首先发动这场革命的人。

西方分析家们把这种体制叫做”共产主义“，苏联官方则称它为”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未来的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历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由于厌恶苏联专制的、压迫的特征，因此对它是否称得上社会主义保持怀疑态度。也许，它的最中性的、最准确的标签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既拥有往往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又拥有苏联体制所典型具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

本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在微小的调整未能改善经济状况之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的领导层开创了一条重大的结构改革之路，目标就是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通过向精英们清楚地表明他将迅速扫除社会主义、尽快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心，他（叶利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亲资本主义联盟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治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显然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人的支持——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

苏联体制有三个主要的相互关联的缺陷：第一，与成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要求相反，苏联是由一个特权精英阶层来统治的；第二，通过精英统治的国家是一个专制国家，否定公民权和人们的自由；第三，政治和经济机构都是中央集权化的，等级森严，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处在中心的少数高级官员作出的，而其他的人只是简单地执行他们的命令。

苏联垮台的独特性，根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殊性。历史上其他强大的社会体制，都有这样一些统治集团，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多多少少公开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实行统治。国家社会主义与此不同，它的统治集团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它的合法性也全部建立在这一主张上：体制的运行是为了普通大众。这种统治集团只是把自己的体制维系在历史的、文化的和情感的纽带上，一旦面临物质私利，这种纽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就在联盟解体九个月前，一项旨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还是赢得了76.4%的票数。

显然，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利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

可是一旦稳定地掌握政权，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和它准军事的组织，就倾向于在新国家中产生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利结构；

我可羡慕你爸了，死得够敞亮，不像我，活着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