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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以后，华盛顿给他远在法国的义子送去了一份拷贝。拉法耶特立即回信表示赞同，可是他在回信里也对美国宪法提出了批评，第一是里面缺少了权利法案的条款(权利法案是在1791年作为修正案加入宪法的)，第二是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限制。这两条批评都堪称先见之明。

给巴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孤苦老人，他满头白须白发，已经在巴士底狱被关了35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从来没有受到审判。他完全被关糊涂了。在跨出巴士底狱之后，他非常惊恐和困惑。他没有地方可去，也无法习惯自由。最后，他要求回到监狱度过余生，他在获准后重新入监。

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观浇灌着，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人们被无止境追求的高速逼得神情恍惚，才在大都市唤来怀旧的马车，在偶尔的享用中，抚慰至简在失速生活里飘摇无着的心灵

记录，只是出于一种非常单纯的人类感情：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应该和我一样，在这里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被无辜的用暴力终止了生命。我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一个个面容，记得他们的一个个梦想，我不愿意这些面容和梦想，被暴力抹去。我希望他们的生命继续在我的记录中，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有活的权利。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监狱状态，同样是判定一个地区的人性发展阶段的标志。

文明出现得太早的话，就像一个不足月的婴儿，他的生存可能几乎完全取决于生存环境。就像雅典人在那里发展文明，培育生长着民主制度的萌芽，临近的斯巴达，纪律严明，全民皆兵。就像在狼群中，看到一只浪漫的羊一样。

圣丹尼依然捧着他被砍下的头，忧郁的在那里等待，等待人们能够理解宗教中向善的真谛。那是宗教中属于金砂的部分，它永远不会被时光的流水冲走。

波旁王朝后世灾难的起源，并不是继业的王室后裔没有一只同样强有力的手臂。而是他们的祖先路易十四，堵住了所有宣泄压力的渠道，把一只底下还在加火的封闭压力罐，生生强塞他们手中。

在法国，从来就有两个君王：法兰西人民除了他们的国王，还有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君王；而前者，常常在心灵深处臣服在后者的脚下。这就是法国为什么是法国，巴黎为什么是巴黎的原因。

第一种反驳—关于玛丽·贝丝·怀特海的同意是否真正地出于自愿—引发了一个与条件有关问题，即人们在哪些条件下做出选择。它认为只有当我们并没有被过分地压迫（如对金钱的需要），并且我们合理地、完整地掌握了备选项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