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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三位的是南欧，来自这一地区的移民带来了我在1964年时常光顾的那些意大利餐厅和希腊餐斤。澳大利亚的移民支持者“惊奇地发现”：“若是经过精挑细选，意大利人也能成为绝佳的公民！！”

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能够允许反人性的罪行。无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宣扬什么,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明辨是非的意识,并坚守这种意识。

但是，只要苏联觉得不安全，芬兰也没有办法安全。说远一些，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冲突都有可能让苏联感到不安并因此对芬兰提出要求，所以说，芬兰必须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巴锡基维和后来的吉科宁成功地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关系。

英国在新加坡基地陷落后，澳大利亚的反应是去责备英国的“背信弃义”，而不是反思自己在二战前没有承担起发展国防的责任。一战后的德国则是一个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这最终为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二战后的日本依然否认自己国家发起战争的罪行。

所以，我可以选择只关注自己目前感兴趣和认同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是：我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龛中，我只承认自己认同的那一套“事实”，我继续为我一直支持的党派投票，我不了解对方党派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做出跟我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见不同的代表达成妥协。“定制信息”导致视野狭窄和路径依赖。

正因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在每次的劫难平息之后，日本都是孤独位立的幸存者。历史总是在重演，日本人ー次又ー次地经历着大自然不可预測的磨炼一一地震、台风与海啸。但他们往往会接受现实，重整行装，再创一番天地……当我在1996年11月访问神户的时候，我对日本人用一年半时间就能从（大）地震中恢复的能力感到震惊。他们已走出这场灾难，从容应对新的生活。”

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扭转了芬兰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忽视苏联的灾难性政策。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对西方盟友的援手有任何的期待；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且时时放在心上；它必须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对话；它必须向苏联证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而获得苏联的信任。维持苏联给予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芬兰必须竭尽全力。

那些遇难者的亲属为亲人死去自己却活着而感到羞愧，他们失去了在自我身份认同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这场大火动摇了幸存者以及其余的波士顿人（包括当时只有5岁的我）对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惩罚的人并非顽劣之辈，更不是恶人：他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无故丧生的平凡人。

和芬兰一样，日本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并且耐心地尝试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直至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与芬兰不同的是，日本实行选择性变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因此，明治时代的目本和上一章探讨的芬兰提供了一对很好的研究案例。

经验还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一项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应当基于对国际政治关键要素的认知，包括国家利益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如今他轻易地辜负了一个寂寞的小女孩的信任，再没有补救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