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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财政改革与20世纪的国家建设：从国家的角度，地方自治产生的是一个同国家争夺税队的讨厌竞争者…南京政府反对土豪劣绅的运动

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有太平军的社会关系从此便具有他们广西农村出生地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斯大林的继任者，马林科夫对苏联农业化获得成功的大肆鼓吹，也大大加强了毛的看法在中共领导人中的影响。

清代制度反复发生的行政管理的难题之一（许多政治制度也有这一难题）就是如何使可靠性与效率协调一致。我们自己也经常为了压倒一切的可靠性原则一一权力的分散和平衡一一而对各种类型的低效能隐忍迁就。

同征服者所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这种认证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去做，但总会有很多人愿意这么做，从而使整个体制得以维护下去。

与经济地图上这一倾斜趋势同时而来的，则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

由于中国社会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这就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这种社会平等是中国的一种可贵的财富。而在欧洲和美国，财产和特权凌驾于政治之上，它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如果实行社区自治的话，就会造成地方政治精英势力的繁殖，并将他们自己的专横统治强加于各个村庄的头上。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纪律约束。

污染乞丐们正是利用人们害怕遭到污染的心理，使得人们出钱来同他们保持距离。……人们是绝不会让一个乞丐来碰摸自己的。这不仅是出于避免染上疾病的实际考虑（如乞丐们会几近卖弄地展示的流脓痂疮），与此紧密相连的还有着因此会在精神上受到污染的恐惧。……与其让自己的身体接触这样的人，实在还不如让钱“接触”他们的好。

在这个权力对普遍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