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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改革与20世纪的国家建设：从国家的角度，地方自治产生的是一个同国家争夺税队的讨厌竞争者…南京政府反对土豪劣绅的运动

同征服者所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这种认证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去做，但总会有很多人愿意这么做，从而使整个体制得以维护下去。

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

由于中国社会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这就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这种社会平等是中国的一种可贵的财富。而在欧洲和美国，财产和特权凌驾于政治之上，它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如果实行社区自治的话，就会造成地方政治精英势力的繁殖，并将他们自己的专横统治强加于各个村庄的头上。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纪律约束。

有三个在晚清存在的问题持续地存在下来，并似乎由于现代的条件而变得更为紧迫。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在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种姓制度或爵位世袭制度的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便成了在社会的任何层面获得精英地位的唯一道路——再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比这种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了。

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适性的意义。

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存在，也有着多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

冯桂芬本人同上层官僚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显露出关于人民主权或人民权利的任何暗示。然而，他的立场同他在知识关怀上的先行者魏源的立场是接近的；他相信，与通常的看法相比较，其实精英阶层中有多得多的人内心里是接受公共利益的存在的。因此，应当相信，通过一种经仔细规划的政治参与，下层精英人物是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冯桂芬…同友人魏源经历相似，他在北京度过的岁月使得他超越了省里出身背景，将自已同全国性的同僚关系网络连接在一起

对于爱情来说，有一个很无奈的结局，叫“有实无名”。对于婚姻来说，有一个很悲剧的状态，叫“有名无实”。这两种状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似乎一直都存在。